节节高升的股市为美国又造出数十万百万富翁，但仍阻止不了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脚步。衡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在美国多年维持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税收政策漏洞、超宽松货币政策等都成为幕后推手。
美国市场调查公司斯佩克特雷姆集团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剔除房产后美国家庭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有近900万人，超过前一年的860万。几乎同时发布的美国2013年度《总统经济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两份报告反差鲜明，传递出一个信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美国社会因财富分配不均而呈现分层化。造成这一局面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美国当前税制偏袒富有的投资人士，股息等投资性收入和劳动性工资收入遭到区别对待。当前美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9.6%，但是长期资本利得税率仅有个税最高税率的一半。而大量企业高管和投资人士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投资性收入，而并非工资。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局面：“股神”巴菲特一族实际承担的个税税率还没有他不炒股的办公室保洁工高。
其次，上市潮和高管激励机制的内在缺陷助推投机文化。企业纷纷上市和普遍执行的股权激励计划造就了一大批富翁高管。30年前，美国很多企业的高管年薪和基层员工相差至多十倍，如今这一差距已超过百倍。股权奖励计划中的缺陷使一些上市公司高管片面追求高风险和股价短期表现，忽略委托人利益和长期稳健经营。这种投机文化也助推了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
再次，全球化浪潮的“双刃剑”效应。贸易、物流的全球化使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可以享用韩国产的液晶电视、日本产的相机和中国产的登山靴，过上较为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工人因成本较高而逐渐失去竞争力。与制造业达到顶峰的1979年相比，美国目前年均流失制造业岗位约23万个。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不难想象“汽车之都”底特律市人口萎缩并陷入破产境地，传统工业中心“锈带”上的一些小城镇凋敝零落，难现昔日荣光。过去数十年间，美国就业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高报酬岗位日益减少，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此轮美国经济复苏周期中，半数以上的新增岗位来自零售、餐饮酒店等低报酬行业，工薪族与富豪的收入差距再次扩大。
最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均进入宏观经济政策的“瓶颈期”。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接近或超过100%，巨额的利息负担侵蚀了它们的财政活力。在财政火力不足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多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开闸放水”。由于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已低于三十年来的历史平均水平，实体经济吸引力不足，致使相当多的流动性停留在资本市场，而不是进入实业。诚然，股指上升可以刺激民众消费信心，但其财富效应也主要有利于富豪阶层。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的研究发现，最富有的1%美国人约占美国家庭股票资产总额的30%。美国等国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造就新富翁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大了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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