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全站在刚刚打捞上的近千斤死鱼边，眉头紧皱。
刘洪全是成都市双流县煎茶镇源溪村农户，承包了10亩鱼塘。6月18日凌晨三点半，他发现有草鱼“浮头”，一下子慌了起来。上午，他向保险公司报了案，同时找些村民帮他打捞死鱼。
在不远的青松村，农户张术明承包了100亩水面，养殖10多年。这两天鱼塘里时不时飘起死鱼，两艘船同时打捞，估计有七八千斤。
渔业保险起步
全国像刘洪全、张术明这样的渔业从业人员近2000万人。据统计，水产品2012年总产量5906万吨，其中养殖产量高达4305万吨，是国计民生“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渔业生产是高险行业，无论是淡水养殖户还是出海捕鱼的渔民都面临着巨大的自然灾害、病虫害等风险，许多从业者“三年奔小康、一年赔精光”。
据了解，2010年上海市、成都市等地区在全国率先启动政策性渔业保险，区别于渔业互保协会的模式，分别引进安信农业、中航安盟保险两家商业保险公司实现有财政补贴支持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首都经贸大学农业保险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庹国柱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渔业保险道德风险高发，且容易产生逆向选择，保险公司一般不愿去承保，除非公司在制度设计以及保险产品创新上下功夫。
据了解，成都市政策性渔业保险起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池塘断流和水池渗漏，鱼类大量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当地养殖大户宋伦祥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元。于是，养殖户联名向政府建议开办渔业保险。在成都市水务局推动下，中航安盟保险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调研报告，并着手开展渔业产品研发。中航安盟保险因此成为成都市独家经营政策性渔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2012年承保面积占成都市水产养殖总规模的65%。
据成都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水产养殖业是成都市农业十大优势产业之一，风险较大且全部由企业和养殖户个体承担。为了建立健全水产业支撑保护体系，2010年，成都市在西部地区率先试点，将水产养殖纳入该市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试点范畴，以养殖企业、农户自缴小部分保费、市及县(市)各级财政补贴大部分保费的形式，增强农业、农村和农民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应对重特大意外事故的能力。2011年，在水产养殖业政策性保险中，全市实现承保水产品6852.4万斤，保额达2.33亿元。2012年该市继续完善了水产养殖业保险政策，试点区县已扩大到12个。
“成都模式”运作成熟
张术明养殖的是草鱼，从去年起在中航安盟保险投保政策性渔业保险，作为双流县永兴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380名会员之一，去年11月合作社统一组织参保。据了解，张术明所购买的政策性渔业保险以生长期的商品鱼为标的，覆盖了草鱼、鲤鱼、鲫鱼、虹鳟等各类品种20余种。保险责任基本上覆盖淡水鱼养殖过程中因自然灾害、病虫害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包括地震、流行性疫病、水域污染等许多保险公司条款中的除外责任。
渔业保险是成都市为保障渔业生产和广大养殖户收入稳定的重要举措，由成都市、县两级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补贴的比例由2010年72%提到2012年77%。保险费率为5%，由成都市水务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根据综合养殖成本测得。成都市的渔业养殖户个人只需要承担23%的保费，大大减轻了养殖户负担。以养殖户张术明100亩水面，保费近5万元，个人仅需承担11500元。
成都作为全国首批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的城市，也是西部地区首家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试点城市，提出的是“政府引导、自主自愿、市场运作、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和“低保障、广覆盖”，有限风险与责任相结合的经营原则，由中航安盟保险、渔业互保协会、渔业专业合作社和广大渔户共同参与，经过3年多的探索实践，逐步在产品开发、宣传推动、承保理赔、客户服务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模式。
渔业生产是高风险行业，易受地震、泥石流和各种疫病等频发自然灾害影响，出险率大，赔付率高。6月18日下午，记者随中航安盟保险理赔人员吴仪、永兴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成龙来到了张术明鱼塘，水面上还能看到一些飘浮着的死鱼。张术明告诉记者，自己当时交了1万多元的保费，预计可得到2万元以上的赔偿。吴仪告诉记者，靠强化管理，保险公司赔付率已从2010年的90%降至2012年的60%，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这种“政府补贴、公司运作”的渔业保险模式得到政府和渔户的青睐和支持。以成都新都区为例，2012年已为养鱼户提供800余万元的保障，占指导性计划任务的214%，投保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30%。
有农业保险市场人士称，“成都模式”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但也受制于地方政府收入，若未来中央财政能给予补贴，将能推动渔业保险加快普及。(农村金融时报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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