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中国经济网特派记者崔军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4月25日在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上做焦点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本届财经高峰论坛，与各位嘉宾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借此机会，我就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开放谈点个人看法，供各位参考。
一、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从1978到2012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比同期全球平均增幅高6个多百分点。GDP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由154美元到超过6000美元，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上升到11%，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目前国内外不少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心存疑虑：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多大的潜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我的回答是：虽然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期，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速下降确实难以避免，但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到2020年，仍可以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平台上。
首先，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将孕育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各国消费变化的规律显示，随着收入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也是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明显加快的时期。目前，中国正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十分巨大。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9.3%，城镇为36.2%。而美国为16%，欧洲、日本、加拿大等，一般在20-30%之间。
其次，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现代化和制造业装备水平的提高，以及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技术发展，都将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设施的网络密度和现代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例如：2012年，中国的铁路密度约为每百平方公里1.0公里，而美国在2010年就达到2.5公里。从制造业装备水平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更为明显。相关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单位劳动力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14%。信息化与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建设智能城市、物联网、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三，节俭的文化传统，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无论从率先实现追赶的日本，还是后起之秀的亚洲“四小龙”看，高储蓄率都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节俭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目前，在中国虽然极少数人群已加入世界高消费群体，然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未来尽管这种高储蓄率会受到人口老龄化及对未来家庭消费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崇尚节俭的传统仍能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高充裕的资本。
第四，人力资本的积累，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口质量红利。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物质资本积累一样，中国的人力资本也得到了快速的积累。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年全国研究生招生60.8万，其中，博士生6.9万人，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超过600万。高素质劳动力队伍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抵偿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也将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第五，全球化深入推进，将继续给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和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新机会。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重新抬头，导致贸易摩擦频发。但是从长期来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跨国公司的扩张也将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联系。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将有助于构筑稳定的国际商贸环境，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将继续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提供广阔的空间。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与困难。从外部环境和条件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发展和蔓延，主要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新技术革命仍然处在孕育过程中，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有可能成为常态，中国出口已难回高速增长轨道。从国内环境和条件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潜在财政金融风险增加等严峻挑战。
面对内外部风险和挑战，中国正在进行一系列战略调整，将着力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着力构建新的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定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战略调整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就必然能得到充分释放。据我中心课题组预测，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仍可达到7%左右。按照这一速度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翻番’”的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将为香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投资提供新的商机。
首先，消费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但由于出口、投资增长长期快于消费增长，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低消费率、高投资率与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有关，也存在制约消费扩张的体制、机制障碍。今年年初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旨在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随着投资、出口增长的下降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预计消费率将呈稳步提升趋势，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市场也将成为全球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5%，比去年全年提高 3.7个百分点。
其次，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
2001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略高于40%。服务业发展缓慢、占GDP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恩格尔系数较高；民营企业进入部分服务业障碍较多等。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经验看，一、二和三产业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将依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都将快速增长。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4.6%，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将明显加快，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据我中心产业部预测，到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将从2011年的42%上升到44.8%。
第三，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迅速成长壮大，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早在上世纪末，中央政府就提出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又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伴随燃料、原材料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同时，东部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超出了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资金、技术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进一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根据我中心测算，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地区人均GDP差距，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目前的0.21左右。
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水平等指标，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但是，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改变，近年来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地区协调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
第四，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8%,有7.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2%；城市人口只有1.7亿左右。2012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2.6%，城市人口超过7亿，而农村人口则为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到47.4%。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部分农民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转变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促进了农业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国际经验显示，城镇化率从50%-70%，是快速提高的时期；而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再加上解决现有非户籍城市人口服务均等化所需要的投资，其间确实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当然，由于发展阶段以及国情的差异，不能简单地用城镇化率来比较。从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具体情况看，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更需要高度关注城镇化的质量问题。
近年来，在多项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实际增长10.7%，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1.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到1：3.1。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2.5%，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三、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促进经济转型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未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依然离不开改革开放。现阶段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国政府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总结改革经验和学习其他国家长处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系统设计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明确的改革时间表，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找准关乎全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推出新举措，实现新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的重点是强化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减少政府对市场、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真正把市场能做的事还给市场，把社会能办好的事交给社会，把政府应管的事情切实管好。深入推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破除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营改增，探索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管理制度，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产业(包括创新产业)的发展方式，实践证明弊大于利，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切实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防止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缓解产能过剩矛盾；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有效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形成有利于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形成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新格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为推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必须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步伐。这既是未来远景，更是当务之急。加快土地、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其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损害成本。加快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积极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强化各类市场主体在资源开发利用、污染排放等方面的外在约束，加强城市水、大气等污染综合治理机制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保障机制。
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过去三十多年积累的基本经验。在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对外开放。
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要求。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和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调整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促进贸易平衡，积极发挥进口在满足国内需求、促进结构调整方面的更大作用；不断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一如既往地欢迎和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机会；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政策环境，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境外投资，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做出贡献；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进一步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逐步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加强和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为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增添正能量。
女士们、先生们：
金融危机后，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经济贸易区域化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不断强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占亚洲GDP总量1/3以上的两岸三地，在继续积极融入全球化网络的同时，应进一步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与协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共同发展，提升两岸三地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从三地的禀赋和优势看，内地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发展潜力、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台湾的研发能力和转型升级经验，为三地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香港拥有全球最为成熟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内地企业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提供融资服务，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出海平台；台湾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生产和研发中心，并且拥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历，特别是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价值链提升以及对全球商业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值得内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借鉴。从另一方面讲，在内地经济转型、发展内需和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香港可以借助发展人民币市场来提升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进一步巩固优势；台湾则可以借助庞大的内地内需市场深化产业升级、通过加快两岸合作打造全球产业龙头。
女士们、先生们：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禀赋状态的两岸三地具有天然和内在的合作优势，内地与香港以及海峡两岸已分别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也为彼此间的合作提供了机制化保障。可以说，未来的合作潜力与发展空间怎么评价和期待都不为过。我相信，互利互惠，合作共荣，携手并进，振兴中华，必将日益成为我们中华儿女的共识。
谢谢大家！
专题：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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