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农村建设到新型城镇化，“三农”问题从未离开议题，又似乎从未破题。
原中国建设银行村镇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顾京圃一直在思考着“两会”代表们热议的“三农”问题，在县域布局27家村镇银行后，顾京圃对县域经济、对城镇化有了更深刻认识。
“集城镇化、‘三农’发展和扩大内需等重任的县域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主引擎。”或许是因为深入基层的工作经历，顾京圃对广袤的农村地区充满了信心。这种对县域的自信在他最近面世的专著《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若干思考》里得到了详细论述。“这不仅是一种自信，事实就是这样。”顾京圃爽朗地笑后，向记者坚定地说。
然而，谈及农村发展面临的资金流失、土地细碎化等问题，顾京圃也会紧皱眉头。深深的担忧背后是顾京圃和他的村镇银行团队在县域做的大量调研和反复论证，也只有这些感同身受，才能让这个习惯了为大企业提供基建资金的大银行“入乡随俗”，提供符合“三农”的金融服务方式。
让资金回流农村
“城市不但不为农村注入资金，还像抽水机一样抽走，我们要反思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顾京圃说。据经济学者研究，农村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政策偏差或制度扭曲，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劳动力和资金同时流向了城市。这种现象从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后就开始了，顾京圃向记者出示了一组数据：1978年———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到28400亿元，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40.4%。近十年，这种现象更加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顾京圃解释说，大型银行都是垂直管理，系统内资金自由流通;农村地区缺乏信用体系、利率市场化环境和市场化运作的投资项目，资本逐利。因此从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必然会涌向高收益的城市项目，而且现在存贷利率都没有完全放开，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作为一个农民个体，在缺少投资知识以及投资项目的情况下，自身熟悉的农业生产的风险又相对较大，农民宁愿将富余的钱存入银行。
设立村镇银行，其实是用引进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让农村留住资金的改革。为了让建设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实现这个愿景，建设银行村镇银行管理团队统筹考量“三农”金融需求，设计出国有控股银行作为主出资人，整合各方资源的全国统一的村镇银行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化管理和服务“三农”。从股权比例上，建行没有采用其他兄弟银行全资组建的方式，而是控股51%，其余吸纳当地信誉良好的企业和自然人入股，借此尽快融入当地，展开本地业务，然后是从服务网点和开展业务上，提出了从县城走向村镇、从涉农转向农户的发展路径。
欢迎资本下乡
在顾京圃看来，不要怕商业资本下乡，“谁种地谁就是农民，况且本地农民还持有土地承包权入股，是股东，也可以成为员工。”顾京圃解释说。在目前社会形态下，农民通过积累后的再投入，或几户、多户土地承包人的联合体，在雇佣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雇佣者仍是农民。而外来资本只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就应受到欢迎，更何况外来资本必须与土地结合，开展生产经营、土地承包人以权益入股。资本还可以与农业其他生产要素更好的结合，农户让专业的农业公司去生产，规模集聚效应，可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事实上，细碎化带来农田之间有道路等非农耕地，国土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浪费了大约3%———10%的土地有效使用面积。
商业资本下乡，将推动土地连成片，由专业农业公司经营，无论是基础投入、市场把握还是引进先进农业技术都是农户个体所无法比拟的。在浙江、江苏等地的实践已经呈现出这种方式的革新效应，农民得以集中居住，政府提供配套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保留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让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后，依然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至于富余下来的劳动力则一部分可以到公司务农。顾京圃说，根据他在苏州的调研，专业公司经营后，分流了大约90%的农业劳动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将会再延长中国人口红利10至20年。
产业带动城镇化
顾京圃认为，商业资本还可以在农民居住的小区周边建立工业园区，与当地资源或农副产品特色结合，形成产业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也增加整个农村的价值创造。农民集中居住小区的服务业也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些又吸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农村工业以及非农产业发展反过来为城镇化提供了物质和生活基础。
“城镇化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应依靠市场，与产业化对接，农民才愿意集中，集中后才有能力支付生活成本。”顾京圃说到此处有些激动，他坚持城镇化要回到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即城镇化是人口、生产和生活等在空间上的集聚，重点是生产职能和生活方式的转化。若无视这两个转化，造城建镇都是徒劳。
“城镇化是一个结果。”顾京圃说。只要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城镇化水到渠成，政府只需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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