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3.15晚会已过，老百姓又过了一个打假和维权的狂欢节。在我看来，比某个消费者买到容易生锈的汽车、手机收到垃圾广告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维权”的境地，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完善，关系到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大局。
两会刚刚闭幕，我们欣喜地看到，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许家印同志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体现了中央对非公经济地位的重视和对民营企业家中突出者的认可，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关注更多处于困境中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如三一重工和梁稳根。
三个月前，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这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两大巨头终于撕破了脸，梁稳根宣布因为中联重工的恶性竞争，将总部从长沙搬至北京。其后，双方展开了“口水仗”，至今仍未平息。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三一代表了中国的民营企业，而三一迁都正是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困境。
为什么选择“三一重工”？
2012年年末，由《环球企业家》杂志首发并迅速在网上传播的一篇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宣称不忍长时间的不正当竞争和人身攻击，将“结束这一切”，结束的手段就是三一重工的总部迁址北京。之后，三一重工正式宣布迁都北京。
三一重工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标志性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作为一家比较纯正的民营企业，从中国经济并不算最发达的省份湖南异军突起，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和三一重工与同处一省的另一同行业巨头——中联重科之间的竞争，这几年来已经从暗到明，弄得沸沸扬扬。特别是在2011年三一重工即将上市之前，爆出“行贿门”事件，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并最终导致其上市融资受阻。
作为三一重工的掌门人，其创办人和董事长梁稳根本人，也是可圈可点，他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曾一度被提名作为十八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这使得他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新一代的“红顶商人”。
作为一名光明日报的记者，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在职MBA，我一直比较关注三一重工和梁稳根本人。虽然我本身并没有见过梁本人，也没有采访过三一重工。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比较了解近年来国家的政策方针，也有机会接触和采访许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我认为，相当程度上，三一重工和梁稳跟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很光鲜得活着，成为行业的领头羊，业绩也很出色；另一方面却有说不出的苦，在政府和国有资本的夹缝下艰难生存。三一重工北迁之一事件意义重大，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现状，需要中央高度重视。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并没有采访过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因此我的分析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来源是从已有的公开途径能找到的有关这两个企业和事件的资料，而这些东西很多是媒体报道，其中难免有媒体客观上的报道不全，甚至会有媒体主观上的故意倾向。一方面，我通过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中的经验和对媒体的了解来甄别，另一方面则通过自己掌握的法律、经济知识和社会经验来帮助分析，并尽量用符合逻辑和依靠证据的方式来分析，以期接近真相，辨明事理。
中联重科在2012年赶上三一重工
讨论三一重工的迁都，不能不提另一个主角中联重科，以下是这两个企业的基本情况。
三一集团：全称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89年，现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总部位于湖南长沙。其控股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占有60.7%的股份)已在上海A股上市。梁稳根是集团旗下三一重工主要创始人，现任三一集团董事长，占有集团58%的股份，2011年以500亿元的身家登顶，成为内地新一届首富。
中联重科：全称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现是中国最二、全球第七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总部位于湖南长沙，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5%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詹纯新为中联重科董事长兼CEO。
行业地位分析：两家公司赶上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发展和城市化运动的高峰，都处于行业扩张期，分别处于国内的老大和老二地位，天然具有竞争性；两家公司又都处于同一行业，产品严重同质化，难以通过产品区别来细分；两家公司又都位于湖南，湖南市场占很重要的地位，总部都位于长沙，低头不见抬头见，更容易造成比较的心态。
财务数据分析：我挑选最新的两项重要的数据：整体收入方面，2011年上半年，三一重工以303.63亿元领先于中联重科的241.48亿元；但2012年上半年，三一重工营收约317.6亿元，中联重科亦达291.2亿元。主要产品混凝土机械方面，2012年上半年，三一重工销售额约171.44亿元，中联重科销售额约169.06亿元；而一年前同期，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的这一营收额分别为158.43亿元、111.34亿元。
财务数据表明，两家公司原先是三一领先较多，但中联已经把差距大大缩小，一年内，双方原本相差逾47亿元的市场份额已然缩小至2亿元。中联大有迎头赶上之势。而正是在中联赶超的2011年和2012年，两个公司发生不少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其是著名的三个门事件：。
“行贿门”事件：“三一”香港融资泡汤务损失严重
“我曾是三一重工的一名员工，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行贿改变世界，先送钱，后做事。” 2011年4月19日下午5时左右，“行贿改变世界”首次出现在百度贴吧等论坛，旋即，爆料人将三一重工及其新疆分公司以“业务费”和“春节公关费”为名涉嫌行贿502万元的19份内部文件，公开上传至网络。(详见《中国经营报》之《三一重工贿赂门疑曝案中案重工之战隐现暗门》)
三一本来计划2011年4月20日港交所上市，募集300亿港元。因为这个事件，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多个部门进行三个月的调查，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调查本身给三一带来了巨额的成本费用，仅经纪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三一新增开销就高达数亿元。但更重要的是，受“行贿门”影响，三一丧失了在香港发行股票融资的良机：全球和香港股市都在这三个月内不断下滑，三一再次准备好发行时，市场价格远低于股票价值，因此不得不取消发行。同时，被伪造的行贿证据中，共涉及三一全国28个省市的318家客户、共计470人，不少人纷纷被带走调查，这严重影响了三一正常业务的开展。
分析：
中联为了提高销售，采取零首付的融资租赁激进销售策略，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仅为86.11亿元，而一年后，这一数字激增为155.9亿元，同比增长约81%。三一为了赶上中联的扩张节奏，就必须要跟进。但因为要保证企业的稳健运营，就必须要用较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原计划300亿港元，按6%的贷款利率算，三一一年因为融资失败需要多付银行利息18亿港元。另外，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这为中联的赶超提供了机会。
“路条门”事件：中联阻碍三一海外并购最终并购“大象”成功
2011年底，全球混凝土第一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业内俗称“大象”)公布准备向五家中国公司转让的消息。最终，三一赢得了大象的芳心，成功签订意向合同，而中联却因其率先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路条”，大爆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的不利消息。
所谓“路条”，来自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称：“有关企业在项目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即境外收购项目在对外签署约束性协议、提出约束性报价及向对方国家政府审查部门提出申请之前，境外竞标项目在对外正式投标之前，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抄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发改委收到项目信息报告后，对于报告内容符合规定要求的项目，在7个工作日内应向报送单位出具确认函，并抄送有关部门和机构。”企业拿到的对外并购许可即是“路条”。
三一方面称，2011年12月22日，包括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在内的中国五家企业均与普茨迈斯特签署第一个相关协议，即“向包括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对所有非谈判双方保密的协议。如果不愿意遵守上述条件，就没有资格参与收购谈判。”但中联重科的说法是，2011年12月22日，中联重科就向湖南省发改委提交文件进行了申报；12月23日凌晨，中联收到普茨迈斯特的正式邀标函，中联告知对方，公司已就收购事宜向省发改委及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德方未提出异议；12月30日，中联收到国家发改委关于收购普茨迈斯特的批复，即所谓的“路条”。
分析：
中联没有与大象签署意向合同，自称向发改委提交材料，不是太合情理。况且，中联此前已经并购了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企业CIFA，按照欧盟的《反垄断法》，行业份额前六的企业合并均须进行反垄断审查， CIFA和大象分居第三和第一。中联明知可能无法通过反垄断审查，反而提前违约申请“路条”，有故意给三一设置障碍的嫌疑。但最终，这并没有影响三一的最终收购：2012年1月，三一重工与大象在德国共同宣布，两家公司已达成正式协议，将在通过监管部门审核之后正式完成合并。
“间谍门”事件：三一迁都北京导火索影响梁稳根“高升”
2012年11月13日，一则关于“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爆料帖子开始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东方财富网股吧、猫扑网、互动中国论坛等各大网站和论坛扩散。爆料网贴称：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
除了采用技术手段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外，爆料网贴还称三一重工同时还策划并实施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的机械工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中物色情报人员，经培训后指使他们参加中联重科校园招聘。
16日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的题为《三一重工被传窃取对手机密涉事各方说法不一》文章，将间谍门事件舆情推高。三一重工对此事的反应是断然否认。中联重科的某位干部则告诉记者，企业曾将内部自查发现了一些员工向三一方面提供资料的情况，并举例2010年的时候曾发现三一重工雇佣刚毕业的大学生混入中联重工探听混凝土方面的战略、市场布局、客户信息等，并说“这些大学毕业生刚走入社会就有这样一段噩梦，并且是污点伴随终生，这对他们个人、家庭的影响都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汉寿县公安局相关人员记者的几次答复前后说法不一，一开始说“这事还在保密阶段，不方便透露。”之后则说“没有此事”、“不清楚”。
截止目前的最新消息是，刘兵、黄镜明目前已均被释，但尚未回到三一上班。
分析：
爆料网贴中提到三一雇佣大学毕业生充当商业间谍，但不是主要的爆料内容，而中联的人在接受采访时却举例了这一点，有特别印证的意思，反而有两者故意串通的嫌疑，也就是说中联很可能就是发帖方。从办案的角度讲，刘兵、黄镜明既然已经被刑事拘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释放，很可能是证据不足。如果是因为舆论压力，那当初还不如不拘留。
此事件的发生时间要特别关注，正值十八大召开期间(11月7日—14日)，早在2011年10月，梁稳根一度由全国工商联提名、并接受中组部考察，盛传其可能于十八大上以国内首位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而最后结果是梁稳根没有当选，虽然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在关键时点上用“间谍门”事件有意丑化，也是符合逻辑的。该事件发生没几天，就发生了11月23日，梁稳根正式在媒体上反击，揭露中联的非法行为，宣布“迁都”北京。所以说，“间谍门”事件是个导火索，梁已经忍无可忍。
系列事件在关键点“爆破”，绝非偶然，三一很受伤
以上三个事件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共同点：一是都不是企业的市场竞争领域的事件，而是非市场环境和战略方面的事件；二是三一都是被攻击的对象，而且事实上也对三一造成了损害；三是都是有一定的突发性，是在三一的某一关键的时刻爆发，即打击的目的很明确；四是攻击的来源或明或暗，比如第二个事件很明确是中联在攻击，第一个事件攻击方在暗处，第三个事件攻击方半明半暗，但是结合许多年的三一和中联之间的恩怨和媒体的操作技巧来看，大多数的业内人士都能得出攻击方是中联这一结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五是从事件最后的结果来看，所攻击的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三一没有明显的违法或者理亏的地方。
单一事件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一连串的事件(实际上不止三件，这里仅挑近两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就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这是中联有计划有目标地用非市场手段打压和攻击三一。
相关背景：
涉及政府部门的攻击三一或梁稳根的事件
梁稳根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报道和其他的媒体的报道中提到的内容，虽然没有明确证实。但是经过我的分析，有一些重要情况是确切事实或者基本属实的可能性极高，这些事件(这里挑最重要的)包括：
一、恶意举报。梁稳根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梁称：“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而就是十八大前夕，中组部曾多次收到匿名信件，称梁稳根涉嫌虚假宣传、骗取国有土地、关联交易、偷税漏税等。湖南省委组织部曾责成长沙市委组织部进行调查核实，最终没有结果。
二、司法不公。行贿门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三、秘密监听。梁稳根曾在内部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双方共同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但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周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自查并未发现任何马脚。
四、家人迫害。知情者称2012年3月6日，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国际包裹。其助理在国际邮局领取邮包时被误认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场的3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长达6个半小时的审讯。在审讯室，其助理被当做嫌犯控制起来，指控其有走私行为。但实际上，海关所查的包裹内并无违禁的物品，而且这一执法过程疑点颇多——审讯室旁边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之后，海关派人四处抓捕梁在中，还到梁稳根董事长家中及三一总部进行搜查。为了躲避这场无妄之灾，梁稳根的妻子不得不陪同儿子辗转于武汉、海南等地。此后，由于担心手机被无端监听及私人信息泄露，梁在中只能长期呆在北京。
分析：
四个事件呈现出以下的几个特点：一是对公司的打击已经转向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并且主要以后者为主；二是打击的方式从商业手段转向用非商业手段，甚至是非法手段；三是公权力机关参与其中，如公安、纪委、海关等部门，成为打击三一的帮凶；四是尽管中联否认和自己有关，但是三一公布的细节完整，内容并有多人证实，中联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来反驳，因此这些事件的真实度比较高。
(作者介绍：华挺，光明日报记者、评论观点版副主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职MBA。关注此文，可关注“新浪微博”的实名微博：华挺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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