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歆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分类监管中，仍然主要沿用“出身法”——根据各商业银行的成立方式，分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认为，这种按照历史出身进行分类监管的模式，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我国银行业的最新发展状况，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化发展要求。闫冰竹提出，创新并优化银行分类监管。
闫冰竹认为，目前的分类名称难以体现银行业改革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全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因此，如果再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某一类银行名称，已不符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现状。此外，“以出身定终身”的分类方法缺乏公平性。随着我国银行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同一类别商业银行发展出现分化。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超过3万亿元，规模最小的仅3000亿元，相差近十倍；城商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超过1万亿元，规模最小的仅为几十亿元，相差几百倍。同一类别银行内部无论是在资产规模、股权结构，还是在业务创新、抵御风险的能力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仍然采取同样的监管政策显然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
因此，他建议创新并优化银行分类监管，具体包括：
首先，在监管目标上，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竞争有序的银行体系。以资本实力、资产规模、管理能力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四类，分别为特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型商业银行、小型商业银行，形成合理的结构、鲜明的层次、有序的竞争。
其次，在监管政策上，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走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通过政策引导，明确各类银行机构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制定和实施差异化政策，促进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比如，对于特大型银行，监管政策应鼓励其走出去，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对于大型银行，监管政策可引导其发展为全国性甚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银行，鼓励其在全国范围设立分支机构；对于中型银行，监管政策可引导其向区域性银行发展，鼓励优秀的中型银行在某个省域范围内发展；对于小型银行，监管政策可引导其向社区银行或专业银行发展，鼓励其“深耕”本地市场，限制其脱离自身实力、定位的盲目扩张。对于同一类型、相同评级的商业银行，应实行相同的监管政策，充分体现监管政策的公平性与一致性。
第三，在监管方式上，建议实行能上能下的动态监管。由于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分类也应是动态的，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商业银行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建议每隔5年左右定期对大、中、小型银行分类标准进行评估，以考察分类标准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并据此对商业银行进行重新分类。
2013年，闫冰竹再次作为城商行唯一代表，连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自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闫冰竹委员共向大会提交了44项政协提案，也因此被誉为“高产委员”。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