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各国政府和机构普遍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是否就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以及国民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上升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各国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的生活质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指导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出来。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完善或者是替代国内生产总值的新指标，近期德国专家就提出了新的衡量标准，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关注。
2012年，德国汉堡未来学家霍斯特·奥帕斯沃斯基(H orst O paschow ski)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富裕指数”。这位来自汉堡的专家与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一道，对2000个德国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说，富足意味着什么？”结果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将安全感视为衡量生活富足的首要标准。对他们来说，有安全感就意味着生活富裕。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无生存风险比安逸或者奢华的生活更重要。日前记者对奥帕斯沃斯基进行了专访，奥帕斯沃斯基详细阐述了自己提出的新模式。
G DP指标意义重大局限性凸现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G D P无法衡量诸如空气质量和水质量，医疗，教育和休闲等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重要因素，决策者们不能单纯将G D P作为唯一的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经济学家们想要衡量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或者某个国家财富的变化时常常会用到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概念。G D P从诞生之初就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产量价值。数十年以来，G D P已经成为各国决策者们制定政策所参考的重要指标，因此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
除了美国商务部之外，G D P也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用来衡量各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G D P能衡量最广泛的经济活动，代表着某段时间之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除了各国政府之外，央行还会依据G D P数据制定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也会将其作为一个衡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商业领域也将其作为重要参考对未来的经济形势作出预判，并据此制定产量、投资和雇员计划。
如今，G D P已经成为比较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指标。尽管其并非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指标，但由于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增加的经济产量常常会惠及其民众，G D P从而也经常被用作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经济学家也逐渐意识到环境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不能在经济产量中得到很好的体现，G D P无法衡量诸如空气质量和水质量，医疗，教育和休闲等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如果单单只考虑商品和服务的产量并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单位资金和劳动力成本的产出问题。因此，人们认为决策者们不能单纯将G D P作为唯一的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赞成使用G D P衡量全国总体的幸福程度。在他看来，G D P指标并不能区分经济增长的“量”和“质”，“成本”和“收益”，以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区别。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明确增长来自于何处以及用于何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同样对G D P指标的使用方式的缺陷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G D P指标重“量”不重“质”往往会使得经济政策导致产量过剩，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可知的负面影响。例如说，造成家庭负债上升的金融产品，可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量水平，但对于实际财富的增长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同样地，医疗支出的增加会推升经济产出，但这却无法反映出一个国家医疗系统的成本效益和质量。
由于G D P是按照一定时间统计的，无法将长期因素考虑在内。比如说环境和粮食的可持续性等。如果单纯从对G D P的贡献来说，砍伐森林以获取木材显然要比保护森林对G D P的贡献要大。而G D P无法反映出的一些生物多样性，水质的提高以及氧气的增加等因素就会被忽略了。
经济学家们认为G D P的另外一项重大缺陷也于其无法反映出贫富差距。由于G D P只是衡量平均人均产出，只能体现出总体经济产量的上升或者下降，对于社会某些特定群体的情况无能为力。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G D P不断增加，社会上一些贫困的人们却反而因此变得更加贫穷。
也有人们认为，社会财富的不均衡的增加，尤其最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增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相对作用较小。这是因为与收入相对较低阶层的消费相比，富人阶层的消费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相对较小。
奥帕斯沃斯基指出，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学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政治满意度与普遍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联系。当民众对生活感到不满情绪时，政治上的紧张情绪也将升温。原因是：不考虑个人生活品质的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不再被视为社会的进步。因此，G D P也不再能成为衡量人民富裕和幸福程度的指标，因为它只能对商品———也就是在市场上以金钱来标价并被交易的物品和服务进行测量，却无力衡量除此之外真正令生活成为生活的东西：家庭、朋友圈等等的价值完全被忽视了。
奥帕斯沃斯基说，在所谓的富裕国家中常存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困境：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们的“感觉”却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质量相比从前反而下降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幸福或满足。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不能享有城市生活的多样性。结果就是人民的失望情绪日积月累，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批评不断增加。
解决G DP局限性的思路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就强调说，为防止各国政府陷入“唯G D P”论，应该在G D P中引入更多的指标。法国环境经济学家C laudeH enry表示，长期的环保指标，比如说水质和碳排放等指标尤其应该被列入到G D P里面。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变化。因此，经济学家们设计一系列的衡量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新指标，比如说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SustainableEconom icW elfare)，真实进步指标(theG enuineProgress Indi-cator)和绿色G D P(greenG D Ps)等。至于G D P指标是否应该有所改进，或者被其他方式取代，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还莫衷一是。
人们提出的一个改进主张建议将经济领域一些可能导致负面影响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例如说伐木和石油消耗等。与此同时，由于幸福感难以定义同时又难以量化，经济学家们对于制定能反映人们幸福感的新经济衡量标准十分犹豫。另有一派观点认为G D P这种衡量标准既然不能反映出幸福感，则应该被其他标准取代。人们难以接受既然国家的G D P增加了，而幸福感却不能得到提升这样一个事实。还有一种观点认为G D P不能被取代，相反应该增加一些其他关键性的指标来加强G D P指标的有效性，从而为决策者们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更加全面地参考。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 sep hStiglitz)就强调说，为防止各国政府陷入“唯G D P”论，应该在G D P中引入更多的指标。法国环境经济学家C laude H enry表示，长期的环保指标，比如说水质和碳排放等指标尤其应该被列入到G D P里面。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入了“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增长对提升一个国家国民幸福感的作用。2007年11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罗马俱乐部(Clubof R om 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 D)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 orldW ildlife Fund)召开会议，希望能找到除G D P之外的更合适的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程度。
国家富裕指数
国家富裕指数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经济上的富裕；第二个是生态上的富裕；第三个支柱设计全社会富裕程度；第四个指个体的富裕。
奥帕斯沃斯基认为，政治家和专家们“从上面”决定什么对民众好什么不好，而不让民众自己来表达他们对富裕与幸福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满意程度，这种做法不太合理。他说，自己与全球性研究机构IPSO S一起研发了第一个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 D)，以此对经济和生态的、社会和个人的富裕程度进行区别。
他说，“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惊奇，个体的幸福程度或者说“好的生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除健康和无忧虑外，家庭、朋友以及社会关系对此十分重要。谁想在未来合理地要求增长，就不能再忽视人(而不仅仅是市场)的因素，否则政治就将离民众越来越远。”
奥帕斯沃斯基介绍说，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 D)是以对富裕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相当于一个“四支柱”模式，是对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衡量。第一个支柱是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安全、不为钱发愁；第二个是生态上的富裕：贴近自然、可持续地生活；第三个支柱设计全社会富裕程度：自由而和平地生活；第四个指个体的富裕：健康而不为未来感到恐惧地生活、通过国家富裕指数可以精确地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的富足程度。比如德国生态富裕值只有28.0，而社会富裕值达到52.1。
奥帕斯沃斯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切都在流动之中———金钱、商品、市场和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更加看重安全感。没有人想成为从富裕程度上来看的失败者———尤其是现在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政府当然不可能保证每个居民都拥有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值得期待的，因为被真切感受到的差距是个人及社会发生改变的动力。因而，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在个人的要求与社会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之间寻找到平衡，否则社会鸿沟拉大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
奥帕斯沃斯基介绍说，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可用于其他任何国家，他最近刚完成针对瑞士的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 C H)。相对于德国人来说，瑞士人更加注重自由而非安全感———也就是能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做他们真正愿意做的事情。自由对瑞士人来说还意味着“社会自由”相对于德国人来说瑞士人有更多的社会交往———因此也要比德国人幸福一些。可以证明的是，当更多的时间投向人际间的关系时，人们的幸福感也会更强。这么看来，一个针对中国幸福及富裕程度的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 C N)应该会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另外，N A WI在科学和政治的意义上都是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对不同国家之间或者对统一国家不同时期之间的富裕指数进行对比。
奥帕斯沃斯基还说，“不管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对所有国家而言，‘增长、增长、增长’都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进步的一个手段。经济的发展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比至今为止更好的生活。但现实情况却正好相反。”另外，不断追求更多的欲望也会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的团结造成损害。
通过运用国家富裕指数(N A W I)，才可能创造出新的衡量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价值体系，而这个新的体系将不再仅仅依赖于经济周期、股市行情、国家债券和信贷等等，而是更关注生活的财富：健康、教育、文化、环境、自然等等，也就是可持续的基于人的幸福之上的富裕程度。
■背景链接
G D P的概念最早是在1934年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 onK uznets)提出的。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和罗斯福正试图制定政策抗击经济大萧条。在G D P概念诞生之前，决策者们只能依赖于一些相对片面的数据，比如说股市指数，货运量，工业生产量指标等来衡量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随着政府在国民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对于一套能更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数据的需求就日益突出。
经济学家们认为，自从G D P的概念和指标诞生之后，决策者、经济学家和商业领域的认识分析各种税收和消费政策将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们认为，正因为G D P指标的出现，二战之后商业周期的严重程度大大降低，经济实现了强劲的增长。在1854年到1945年间，平均的经济下滑周期为平均每4年一次，持续时间长达21个月。而在战后，经济下滑的时间缩短为1 1个月，每5年爆发一次。引进了G D P指标之后，得益于及时、全面和准确的经济数据，银行挤兑，金融恐慌和大萧条等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
自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 retton WoodsC onference)之后，G D P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趋势导致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采用了美国和英国使用的G D P方法指导国际货币兑换中的决策制定，并借此判断哪些国际性的开发项目值得投资。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