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至今，中央接连释放推进城镇化信号。近日来，地方两会陆续落幕，城镇化再次成为会上重点议题。
据媒体报道，由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的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据悉，《规划》指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的政策，即城乡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规模相挂钩；地区之间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外来人口定居的规模相挂钩。
“城镇化的关键是人，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一个过程。”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29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只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规模扩张，而市民并没有增多。
在她看来，推进城镇化这个说法也要慎用。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要警惕以推进的名义过多使用行政化手段进行圈地取财，而不把农民纳入城市体系之中。
据了解，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水平从17.92%提升到51.27%。而实际上以户籍计算，城镇人口只占36%左右。
“人地挂钩”是为了防止以地生财，出现人口城镇化相对土地城镇化严重滞后的问题。那么，为何土地城镇化容易，而人口城镇化难？在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原院长张强教授看来，人口城镇化难并不完全在于地区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不足，而在于传统的捆绑式解决方案过于僵化。
张强解释，所谓捆绑式联动机制，就是把农民进入城市的土地转性、户籍转型、社保转轨、社区转制等各个环节捆绑在一起，也就是把城镇化的各项成本捆在了一起。社会需要负担土地、户籍、社保、社区等所有方面一次转性的各类支出，导致城镇化成本过高而阻碍了人口城镇化进程。
张强提出了解决办法——把成本分散化，将人口城镇化的各个环节分开解决。在他看来，社会财力应该投入农民最需要解决的城镇化问题，比如医疗、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城镇化，以及生活设施及社会服务的城镇化，然后再解决农村土地的城镇化问题。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把农民的市民化、社区管理的城镇化与土地的城镇化分开，即‘地随人转’，不同于传统的‘人随地转’。”张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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