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DP真是令人纠结的发明，在经济运行体系健康的年份，它是做大财富蛋糕的天使；而在体系失衡的年份，对它的过分追求又会加剧本已失衡的经济生态，这个时候它又像是魔鬼。不过，在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经济指标之前，谁都不敢轻易忽视G DP的指标意义。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中国经济在依靠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在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入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中国政府的动力能力再大，制度改进空间再大，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的趋势。
其实，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即便只有5%的增速，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也会远远超过水分很大的8%增速带来的福利效应。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诚然，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放开而被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唯有将增长动力切换到基于技术进步的效率改进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切换到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提升基础上的内需驱动，才有可能开启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另一方面，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能够通过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并辅之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势将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 D 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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