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在此过程中，大城市将更大，一些中小城市将被大城市吞噬，城市群将更突出。
近十年来，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专家据此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超过60%，与城镇化相伴，未来十年是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高峰期。
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密切相关，考虑到人口与资金、资源瓶颈，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是当务之急。增加城市经济的单位产出率才能收回成本，各城市不能一哄而上各自发展轨道交通，而应该按照商业环境、人口分布等建设高效的城市群。考虑到我国人口庞大、资源的集约使用，日本式的高密度、低消耗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
媒体披露，由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其中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此轮城镇化运动会产生如下结果：区域核心城市的吸附能力更强。这些核心城市都有高铁通过，在四纵四横的范围之内，城市与其他次级城市则通过城际轨道交通连接。目前的京津、沪宁、沪杭之间有城际轨道交通，珠三角有轻轨，而其他城市群的轻轨还停留在规划上，如果进入城市群之间的轻轨建设期，预计费用不比高铁低。高铁只是四纵四横的大脉络，轻轨相当于二级传输通道，核心城区地铁相当于毛细血管。
日本、法国等高铁发达国家是典型的都市圈经济模式，东京、巴黎等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不可取代，而德国则通过高铁交通ICE系统连接各大城市，同时幅射到相邻各国的主要城市。
以往我国轨道交通专注于人流与资金流的疏散，事实可能恰好相反：我国核心城市已经开始吸收周边小城市，区域核心城市加上行政中心的地位，开始快速吸附周边地区的人流与资金流。并且核心城市房价稳定，三四线城市风险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区的地方多达数十个。民政部统计，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县级市从400个降到369个。
人口在向发达地区、中心城市集聚。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2011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10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46万人。而户籍人口827.24万人，减少9.49万人。说明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增加。2010年11月成都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1110万人增加到1404.76万人，净增约300万人，占四川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3.47%提高到17.47%，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十分明显。相比而言，四川常住人口约8041.8万人，十年间共减少约287.2万人，说明四川人口除了向成都集聚外，还在向劳工输入地聚集。
核心城市高负债基建有流入的人口与资金稀释风险，而非核心城市高负债高风险，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鄂尔多斯。
据克尔瑞去年10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在测评的287个城市中，风险排名倒数前三的分别是深圳、北京和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重点一二线城市的风险也较低。市场风险排名前50位城市，均为三四线城市。排名第一的是酒泉，第二为呼伦贝尔，备受关注的鄂尔多斯排名第六，拉萨、泰安、保定、沧州等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实力较弱、供应明显大于需求的三线城市，和41个四线城市都位列风险榜单前50。
可以预料，城投债、房地产冰山融化，资金链断裂会发生在金融杠杆过长、泡沫过大的三四线城市中，在核心城市的衬托下，这些城市将度过一段凄惨的日子。
高铁沿线中小城市多数将成为高铁过道，远郊的、没有人气的高铁站成为高负债的象征。而当地由高铁、城轨连接的中小城市，幸运的话将成为京都式的旅游城市、服务城市或者硅谷式的高新技术基地，这些城市只能以特色取胜，而不是以规模和基建取胜。否则，这些城市很快会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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