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始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新型工业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正发生一系列新变化，而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中国金融改革也应随着改变。金融改革如何适应实体经济中出现的新变化？上周，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中国金融政策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为金融改革建言献策。
吴晓灵：放松监管掌握好平衡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教授认为，投资与筹资的不匹配是中国金融发展不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政府在引导投资与筹资匹配方面理念有些滞后。她建议，金融政策应围绕筹资环节展开，资产运作的范围取决于资金来源：属于自己的钱给予他自由，属于大客户的钱给予他少许监管，属于小客户的钱给予他严格监管。只要这样，才能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平衡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开放的关系，让资本供需方得到真正的匹配。
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政策，吴晓灵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清理整顿不合规的场外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政策的主导方向。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债券市场，规范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二，规范财富管理行为，发展大资产管理市场，使其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要领域。货币状态的资产管理的投向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类资产，包括存款、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二是另类资产，就是房地产、黄金、商品类和艺术收藏类。金融机构替客户进行货币政策管理时，对传统类与另类资产进行不同投资方向和不同匹配。第三，防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和让房地产市场理性合规发展，应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重要方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房地产未来还有很长的发展时间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必须是理性合规的发展。
潘英丽：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认为，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通过实际低利率、金融管制等多种政策组合方式，以服务于工业化和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从外需转向内需，中国经济转型战略已经明确，而过去那种金融政策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转变。她建议，应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金融转型推动整体金融改革、推动整体经济转型，而金融转型最重要内涵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其与工业化前期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制造业产能已从供不应求走向日益严重的过剩，廉价资本供给只会助长低端制造业的过度扩张而不是产业的升级；居民储蓄及资本供给已从极度稀缺变得相对宽松，需要市场寻找和甄别更有效的投资领域，以适应社会日益多样化与个性化的最终消费需求；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财富积累的内在要求，更需要政府保护好债权人与投资者的权利，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市场约束机制，确保资本的有效配置和民众通过金融投资渠道有效分享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金融业是资金配置产业，是凌驾在所有产业之上的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转型，即从金融抑制向金融有序发展的转型，金融转型也将是经济转型的核心。
她认为，金融转型最重要内涵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政府职能应转变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帮助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使市场真正发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如：银行体系需要推进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革和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扩大股票发行规模以降低发行市盈率；规定红利分配的最低要求；严格实行劣质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等。此外，政府应有条件地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前台退出，着力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促进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完善。
孙立坚：补上顶层设计的缺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金融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同时今年金融政策的重点应是强化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
他表示，实现金融定价要有安全资产，但中国在金融方面的顶层设计缺失，导致长期缺乏安全资产。没有安全资产，老百姓不知道该将钱投资到什么地方，也造成了房价高企的困局。有人说，股票可以发展成安全资产，老百姓的存款进入股市，然后每年可以拿到红利。这样看上去是安全了，但却绑架了企业的退出机制。一旦企业的收益被股东获得，退出机制会变得非常复杂。以国外经验看，债券市场应该可以发展为很好的安全资产，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现在债券市场发展得较慢，没有承担起作为安全资产的责任。
对今年国内“宽财政、稳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他认为，这一政策组合与今天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相比，正好与它们“互补”。经济学经常会分析这样的调控政策是政府主动而为，以达到事先设立的支持财政扩张、稳定增长的目标，还是今天政府应该重新尊重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着力确保央行货币政策中“稳物价”的独立性，从而达到未来价格的变化能正确反映市场健康的供求关系。 2013年中国的政策组合应该是后者，提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牺牲效率去追求发展。
他说，今年金融政策的重点应是强化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而不是过度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加强顶层设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量提高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反过来，如果金融服务能力不到位，城镇化的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么，金融服务不仅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企业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钱荒”和“钱流”并存的问题也更加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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