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宣布实施破产重整。从昔日的光伏标杆到今日的破产重整，作为“产能过剩”的牺牲品，尚德的命运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必须反思的问题，如果不彻底反思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模式，不改变以G D P为纲的“标尺竞争”，“尚德危局”可能不会是一个特例。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由于多年来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难题，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以往“大进大出”经济循环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使矛盾进一步凸显。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56家电池组件企业2011年的太阳能电池产能已超过35G W，2012年产能在40G W以上，产量将超过24G W；欧盟发布报告也显示，2012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能达到80G W，我国占据超过50%份额。2011年以来，外部需求大幅萎缩造成光伏产品价格急速下滑，多晶硅电池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新统计显示，国内40多家多晶硅企业除6至7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已陷入全面停产状态。
从全球情况看，对新能源的市场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但各国都要在有限的市场资源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短兵相接”，加剧贸易摩擦。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产能冗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非有效配置，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宏观效益状况恶化，部分企业破产，甚至可能诱发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一系列连锁风险。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打造新能源基地”的省份已超过17个，而有些并未充分论证规划。一哄而上、高度同质化发展的结果，是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一些新兴产业就陷入竞争激烈并导致全行业亏损的困境之中，大有“早衰”的症候。
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以及以G D P为纲的经济核算体系密切相关。首先在于政府直接主导下的产业发展引起企业成本外部化效应、投资补贴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等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并进而导致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其次，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使得企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产量的扩张以及价格的竞争上，而不是集中在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和质量改善上。
更本质来讲，根源在于以G D P为导向的经济核算和政绩考核体系。由于G D P以产出为核算标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容易高估经济规模和总量，造成“增长幻觉”，同时重复核算和过剩产能很可能被计入G D P核算中，因此，以G D P为纲的考核体系是导致“标尺竞争”，造成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彻底改变以G D P为纲的发展思路，不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没有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的决心，“尚德危局”可能还会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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