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车？征收拥堵费，提高停车费！污染？征收汽车排污费、垃圾处理费！高房价？开征房产税，提高二手房出售个人所得税！……
面对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难题，收费正成为一些地方酝酿实施的药方。然而这个被认为是相对有效的经济杠杆，却不时遭遇公众争议。收费到底是懒政还是妙方？如何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收费难成“妙药”
二手房交易要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个税———消息一出，便激起千层浪。
截至3日中午的新浪网调查显示，18万网民中，六成认为房价未来会被推涨。
尽管房价走势有待印证，但百姓无疑又增顾虑：高额税是否会转嫁给购房者？二手房市遇冷会否助推一手房价格上涨？
交通治理同样存在类似尴尬。北京汽车限购、城区核心区停车费提高5至7倍已有两年，高峰期拥堵城区几乎成“停车场”。
“目的地明明就在眼前，可车开过去还花半个多小时，让人心里发慌！”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来京第一天就遭遇拥堵，他纳闷，为什么限购又限号，还这么堵？
这些尴尬并没有引起警醒，一些城市拟将开征拥堵费、提高停车费作为治理“良方”。
针对大气污染问题，一些地方传出正在研究征收排污费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垃圾围城，多地不约而同祭出了收费、涨价大旗；而武汉、合肥等地还将垃圾费与水费捆绑征收。
“口袋比不上房价，治理赶不上污染，买车买不到速度。”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说，政府通过收费等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问题，但这毕竟不是根本措施，难以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
“价格杠杆”捉襟见肘
收了费，就能管用吗？上海私家车牌拍卖费飙升至8万，北京城区内停车费成倍上涨，然而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400万辆升至500多万辆，仅仅用了2年左右时间。提高收费并不能阻止国人对汽车的追捧，以及随之带来的拥堵和污染。
“事实证明，收费式治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施杰委员说，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燃油税、车船税、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部分城市再征收拥堵费，给人感觉好像总在老百姓身上求解药。
事实上，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政策的引导、参与者的文明程度等等，都加大了“堵城”之困。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陷入一个收费怪圈：限制或收费———短暂缓解———需求猛增———供给不足———更多限制或收费。”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表示。
杨建忠代表认为，这样的“收费思维”，凸显了一些城市管理者面临“本领恐慌”的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价格杠杆”，可能比“行政限令”效果更好。如果滥用，就可能在公共管理上捉襟见肘。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在面对城市拥堵、高房价、城市污染等一些都市病时，政府应该从管理上下功夫，如果管理部门总是用收费来解决问题，不仅加重群众负担，也是一种缺乏智慧和能力的“懒政行为”。
多元治理力求“乘数”效应
英国伦敦从2003年开始收费，5年收了8亿英镑的“拥堵费”，但交通状况并无改观。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致力于发展公共交通、规划路网建设，治堵效果反而显著。这表明，收费与否并非城市拥堵的关键。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都市病”作为社会管理的难点，必须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一些代表委员表示，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收费不宜简单“与国际接轨”，解决类似问题要靠“综合治理”。
“没暴露问题时把车开得飞快，遇到情况就猛踩刹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表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思维简单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行不通。
“制定政策和立法要科学、惠民，慎用收费。”车晓端代表说，政府要少些管理思维，多些服务举措，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政府管理水平。
“有城市推出的公交免费乘坐的做法，就是改革的‘减法’。如鼓励公众地铁出行，可在交通枢纽旁建立大型免费停车场。”王如松代表说，这样既节省资源能源，又便民惠民。
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体现在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细节之中。除了提供更多的服务，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组织百姓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以公共参与方式来解决公共问题，如通过信息发布和舆论影响，引导公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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