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调整所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动荡，在2012年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亚太地区继中东和北非之后成为了全球热点。究其缘由，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主要缘于两大因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意义；其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调整。
(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及现实表现
中国经济崛起的实际含义是指中国经济的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产值在世界的占比达到19.8%，超过美国的19.4%，首次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从总量崛起的过程来看，它必然会对原有的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图1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在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与美国经济规模的下降相伴随，这说明在步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冲突开始出现，并且在2008年之后不断加大。这实际上从经济层面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越来越大，遏制中国崛起的动力越来越强。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2005年前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外围国家赶超的过程中，容易与先发国家产生利益冲突。
其次，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的过程而言，与日本经济总量超过欧洲强国不同，由于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在全球经济大国的行列中，欧美世界并不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
第三，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分工格局的结果。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与中心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得如果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断，都会使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实施遏制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第四，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依赖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实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东亚板块来讲，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过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日益深入，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格局逐渐从顺差转向逆差。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逐渐巩固的过程中，东亚内部的国际分工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中国与东亚经济体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拉美、大洋洲地区一些国家的矿产开发业的发展，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五，正因为中国的崛起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并没有带动中国金融地位的提高。尽管近年来，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在不断提高，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却很低。另外，无论从人民币在世界外汇市场的交易比重，还是中国在IMF的份额权重来看，中国的金融地位远滞后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制约，导致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学解读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所受到的压力有相似之处。
中日两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是美国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并处于贸易失衡的顺差一端。因此，美国对这两个亚洲国家的遏制通常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手段施压，以达到压迫其对手提高汇率、开放市场、调整制度的目的。问题在于，虽然美中贸易逆差所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日美贸易摩擦最严重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所受到的美国贸易制裁的严重程度却达到了与当年日本相当的水平。这说明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掺杂进了更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
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是纯经济的目的，因此，我们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遏制战略定性为阻止中国由经济大国向影响力大国的转变。以此逻辑，我们就很能理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美国重返亚洲这一国际经济战略的调整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其二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看，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奇迹”产生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板块一直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1990-2011年期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在8.6%以上。而该地区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无论世界经济失衡格局进行怎样的调整，与美国贸易逆差对应的顺差国总是在该地区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都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因此，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对美国全球中心国家地位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应对全球格局变动的角度出发，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亚洲和太平洋沿海的经济增长前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亚洲地区，无论美国运用军事上的硬实力还是外交上的“巧实力”和“软实力”，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格局中积累对该地区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而不是彻底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由此判断，该地区的风险，在目前的格局变动中不会超出欧洲主权债务风险的程度。
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这一点更能解释2009年之后重返亚洲的战略转变。尽管，我们认为美国目前存在着内部经济增长目标与外部经济再平衡之间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但是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再工业化”与贸易“再平衡”是统一的。美国这一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我们认为，受美国国内供求结构的制约，“再工业化”不能与进口替代的对外战略相对应，其理由有三：(1)美国的生产结构中，生产率水平高的行业恰恰是贸易程度低的行业，反之亦然，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是非效率的。(2)进口替代的再工业化，尽管能够缩小贸易逆差的规模，但是这一过程会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如果低端制造业的回流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则说明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水平高，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而非劳动投入的贡献，这对实现就业增长目标不利。如果要通过制造业回流来提高美国的就业水平的话，则进一步说明，这种产业的回归是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对于经济增长目标是无意义的。(3)从微观层面看，在失去了市场份额、固定资本、投入供应网络、产出营销网络、生产技能、专有知识和相关制度后，重新积累生产能力，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实现的困难。
其次，从外部平衡的角度看，贸易再平衡应该是在不改变美国供求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外部需求来实现。然而，美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行业，又是可贸易程度较差的产业。但是，如果美国有能力将非贸易产业转化为贸易产业的话，贸易再平衡就有可能成为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影响这些行业贸易特征度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不是运输成本，而是制度环境。在美国的产品生产行业中，农产品和高端设备也都是具有较高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前者的可贸易性程度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后者的可贸易性受制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政策等。由此，我们判断，美国贸易再平衡的出路在于实现美国产出中非贸易品向可贸易品的转化。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依赖于多边和双边范围内各层次的国际磋商机制，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转变。在目前全球贸易体制无法推动这一体制的情况下，美国会试图建立新型的国际协调机制来替代传统的世界经济组织。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开拓潜在的市场。作为具有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亚洲经济体无疑是最佳的交易伙伴。
最后，我们对美国贸易再平衡的真实意图也存有质疑，如果贸易平衡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贸易再平衡的指向就是降低直至完全消除贸易逆差。但如果贸易平衡不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那么，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战略的指向就是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增强贸易逆差状态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下较少对贸易顺差国的经济依赖。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消除赤字有助于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无法充分攫取美元国际地位所能带来的利益与控制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摆脱悖论的方法在于，一方面维持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维持美元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战略的指向应该是，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在赤字利益、赤字融资约束与美元国际地位之间进行权衡，从中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
如果我们从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增强贸易逆差状态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下减少对贸易顺差国的经济依赖来理解美国的贸易再平衡，那么亚洲经济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平衡中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美国贸易逆差规模的可控性和可持续性，需要亚洲贸易顺差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与之协调；而减少对贸易顺差国经济的依赖性，主要取决于贸易伙伴的可替代程度。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合作国的选择上会体现其外交“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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