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10多万亿元的房地产（开发加按揭）贷款、10多万亿元低效率的“铁公基”固定资产贷款，已是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
《光明日报》近日一篇报道称，我国现运营的机场有180个，但火热的机场建设浪潮难掩机场运营之萧条，因为七成以上的机场陷入亏损。江苏13个省辖市9座机场有7家是亏损的，大量机场苟延残喘，沦落为当地沉重的财政负担。一些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盲目跟风修建机场，导致供需严重失调，每年财政补贴数亿元，并且这是个无底洞。
机场建多了，客源吃不饱，自然就要动歪脑筋。盐城南洋机场开通了盐城至中国台湾、至韩国首尔的两条航线，这是南洋机场航距最远、票价最高的两条航线，航线自开通以来，大部分客源靠公务包机来“喂”。为达到“输血”目的，盐城各单位规定，到中国台湾、韩国考察，必须要经过盐城南洋机场，否则机票不予报销，这就导致了好多单位舍便宜票而求贵票。有的说是考察，其实就是公费旅游。盐城一家大企业高管直言，他去年一年两次被邀请去台湾考察，事实上没办成一件公事，“没事飞着玩”。因为市里有规定，各单位要定期组织员工包机出行，轮流飞台湾和首尔，机场生意看似红火的假象背后有许多难言之急。
地方热衷于投入大量资金建机场、建码头，归根到底，还是政绩观和形象工程意识在作祟。一些城市的道路、桥梁、隧道过几年都要炸掉重来，翻来覆去地推倒重来，基础设施上的重复建设和浪费惊人。许多城市终年就是一个大工地，付出了巨额资金和空气、噪音、粉尘的污染，惟一收获就是吹大了的GDP。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不仅表现为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同样表现为制造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钢铁行业因投资和产能巨大，对地方经济规模的“加分权重大”。经济周期向上时，都想“大干快上钢铁”项目。于是到处建钢铁厂，到如今5亿吨的需求对应10亿吨的产能。全球经济向好时，过剩产能可依靠低成本优势和外部市场来消化，靠退税维持赢利。而出口一收窄，国内需求一萎缩，“大家都来拼刺刀”，一吨钢的利润不如一盘小炒肉。以大练钢铁为标志的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导致资源环境难以承受。2011年全国总能耗折合标准煤34.8亿吨，占到全球总能耗的20.3%，但我们的GDP只有全世界10%，这两个数据是严重扭曲而错配的。铁矿石进口价格完全受制于人，铝材一半要进口，70%的铜材要进口……目前我们消耗的钢占了全世界的45%，煤炭占全世界的46%，水泥占到50%，石油天然气占到14%，这样下去，全世界的能源资源都给中国都不足以支撑未来20年的发展。
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无所不在的重复建设，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过度投资。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高速发展中，我们以高储蓄、低收入和低消费支撑起连续30年的超高投资率。当增加GDP成为检验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成果时，单极的政策导向和自然禀赋、不期而至的全球化大潮，裹挟起巨大的吸纳能力掩盖了过剩产能的恶果，始作俑者不仅未受惩罚，反而受到激励。中国的过剩和全球的吸纳似乎构成了一种完美的共生，但这种组合维系的是极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过度依赖一旦打破，终于，2008年的这场危机，在欧美一片救命声中，我们也开始品尝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传统产业中的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全面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风电设备、多晶硅等也过剩，光伏产业吞金数千亿被关门打狗。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指出，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不仅影响效率、影响投资，如果发展下去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潜伏着金融风险，因此要把化解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
而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和结构扭曲后，资源、能源、环境的掣肘和压力加大，投资规模和货币超发又必然拉升通胀水平，CPI失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在衰减，传统体制的惯性使转型难度加大，经济减速过程中高物价与低收入形影相伴，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悄然加大。
大规模重复建设背后还有一个重要驱动力——财经信贷纪律松弛。2008年以来的反危机过程中，我们以五年40万亿的信贷洪峰保持了一个高速度，但也埋下苦果。10万亿的融资平台从2010年开始清理，“解包还原”，三年下来，不仅没有把规模压下来，反而膨胀到13万亿元，商业银行为了拆分及隐瞒不良贷款，通过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向散户投资人出售“有毒资产”，最近一连串的事件就一再印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决定金融。10多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10多万亿元的房地产（开发加按揭）贷款、10多万亿元低效率的“铁公基”固定资产贷款，已是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资产质量劣化加剧、负面因素叠加共振并不断强化，将使弱不禁风的中国银行业面临多重风险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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