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伦敦大雾持续了5天，当时能见度只有几米，找到路的唯一办法是沿着马路护栏和房屋走，这场大雾引发的直接死亡人数达到4000至6000人。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诸多城市也均陷入连续的雾霾之中，甚至一度导致北京地区口罩脱销。
1952年，工业占英国经济的比重为历史最高，之后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从人均收入和工业结构来看，当时的英国相当于今天的中国。
两场大雾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城镇化已经突破50%的今天，沿用当时英国“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继续推动城镇化，显然是弊大于利。因此在市场热议“城镇化”之际，如何挖掘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机会？不妨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谈起。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达70%以上才会更为稳定，这意味着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而言，在2011年的51.27%的基础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通过采取修路、铺桥、建房等基础设施投资仍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这对地产、水泥、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而言，其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仍能得到提升，而伴随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类似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行业也依然具有机会，这与1月份的A股市场活跃热点相暗合，显示管理层对城镇化的高度重视已经引起市场资金的关注，年内城镇化投资主线渐成。
拉美国家城镇化经验也表明，过度的城镇化也容易诱发新的问题，即不能仅依靠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因为居民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消费增长更容易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持续收入预期上升直接相关，没有增长的经济很难唤醒消费的连续上升，因此经济转型在“扩内需”与城镇化继续倚重投资逻辑上并不冲突而是互有补充。
另一方面，管理层近期指出“不能通过‘人为造城’来推动城镇化”，反映出管理层在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中已然对其他国家在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有所认识，毕竟无论是西欧模式、拉美模式、美国模式还是东亚模式，都曾出现环境污染、教育及医疗投入不足的“瓶颈”，反映到我国，在前50%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突出表现为垃圾围城及水资源污染，从人口总数远小于中国的英国治理情况，伦敦治理污染尚需要花上10年至20年的时间，给我国最大的启示就是，推动城镇化离不开“法制先行”——尤其是针对环境保护的法律，同时也需深刻理解如果仅凭市场自发调节和低投资水平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污染问题，毕竟环保技术通常成本高昂，只能依靠政府严格管控及庞大财政支出对相关行业进行巨额投资，因此对于环保行业而言，长期性的财政政策支持是推动该行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故而环保行业掘金，投资者需紧盯财政政策的政策导向及实施情况。
从其他方面来看，把握城镇化所带来的区域经济投资良机，也需做定性分析。对于那些有能力和条件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及就业保障的中部人口大省可重点关注，而对于西部人口大省而言，向现代信息业及服务业转型也许更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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