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业率、房屋市场指数、金融市场等关键指标看，美国经济形势总体趋好。这首先是经济周期性表现。经过几年努力，美国经济正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另外，在财政政策受制于政治博弈的情况下，美联储五年内推出四轮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刺激作用。QE的负面作用很明显，退出是迟早的事。由于不能做到“无痛退出”，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所以QE退出的方式和时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在QE退出问题上，美联储与市场耐心、细腻的沟通值得关注。
综合分析看，QE退出可能分三步：第一步是与市场沟通，释放QE退出的信息，为市场形成理性预期提供时间；第二步是放缓资产购买速度；第三步是逐步上调2008年以来设定的0-0.25%的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目前QE退出正处在与市场沟通阶段。美联储召开议息会，讨论QE退出问题；伯南克在国会上为QE作证，召开记者会，安抚市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讨论QE退出的先决条件，如此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很热闹，其实都是在和市场沟通，通过透露QE退出的条件、时间表和路径等，试探市场反应，引导市场预期。
沟通也增加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伯南克表示，QE退出的标志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他还指出：“我们的政策绝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将取决于新的数据和经济前景”。伯南克的诸多表态为QE退出预留了充足的政策空间。一旦经济形势恶化，美联储还可继续实施QE。由于事前已和市场沟通，美联储即便不退出QE甚至加码，也不会引发市场过激反应。美联储现在和市场沟通很频繁，也表明心里没底，没有采取实质性动作，目前谈QE退出为时尚早，而一旦条件成熟，美联储胸有成竹，很有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当美联储不再和市场沟通、不再试探市场反应时，我们可初步判断，QE真要退出了。
在QE退出问题上，美联储施展的沟通手法可谓娴熟老道。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联储可不像现在这么“谦虚”。当年的美联储也曾奉行“不说明”、秘而不宣的货币政策，不与公众沟通，不披露政策，也不解释政策的必要性和效果。这种缺乏与公众沟通的货币政策效果有时并不理想，尤其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期间。当时石油价格暴涨带动通胀率上升，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出台了遏制通胀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因为公众预期这些政策不足以遏制通胀。这一典型案例让美联储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注意加强与市场的沟通。1994年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首次在例会后发布声明，向公众披露货币政策的变化，美联储从此进入了沟通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频繁，内容也日益丰富，尤其是实施QE后，美联储不仅介绍这些非常规政策措施，还解释为什么使用这些措施来实现政策目标。为了赢得市场理解和舆论支持，美联储做足了沟通文章。
抛开QE退出的负面影响，单就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做法而言，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这方面，我国银行间的交易员们可能更有体会。今年6月20日，我国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曾一度高达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这是有可能载入中国金融史的事件。反思这一幕，我们应认识到，政策措施能否产生效果，关键在于它能否引导人们的预期，尤其是帮助公众理解其政策思路和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国务院提出“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可促使商业银行更谨慎地管理资产负债表，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当然，如果能事前多加强沟通，通过适当的平台将“坚持住”的信息及早释放出来，引导市场预期，提高市场容忍度，效果可能更理想。尤其是当经济偏冷时，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还比较敏感，更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以平滑的方式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引发市场恐慌。抚慰市场是高超的技巧，沟通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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