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伟离职仅仅一年，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周末发布公告，公司副总经理刘文动因个人原因辞职。据了解，刘文动有意辞职后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选择与王亚伟如出一辙。另据《证券日报》统计，目前阳光私募基金业共有87位公转私基金经理，“华夏系”基金经理最多，达到了11人，并且这11人大部分都曾经是华夏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或重要管理人员。
不仅仅是华夏基金，其他基金公司也有显赫人物毅然决然选择“奔私”。比如，原富国基金副总经理陈继武离职后成立凯石投资；原华商基金总经理余路明离职后出资900万元成为杉杉资产二股东，且是公募总经理中转投私募第一人；原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离职后任浙江万向信托董事长；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加盟重阳投资，目前又选择自立门户再创业……
是什么让公募基金经理“奔私”趋之若鹜？笔者认为有三点：
一、激励机制缺失。从基金公司内部来看，基金发展遭遇到制度的瓶颈，目前仍无法实现持有人、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的问题。肖风曾公开表示，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很难跟基金经理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基金法》起草人之一的王连洲在卸任华夏基金独立董事之后，在微博上表示“亚伟离职可以理解；体制不改，留人也难”。欣慰的是，今年6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一定程度上为股权激励开了口子。
二、基金经理压力大。笔者走访调研基金公司时，时常得到这样的反馈。基金经理的压力来自三方面，一是庞大的业务工作量，某基金经理公开表示自己是在“拿命搞投资”；二是业绩的排名压力，业绩考核不达标可能随时被炒鱿鱼；三是心理压力，在证监会要求下，每个基金经理工作时间的行为全部被监控。
三、外界诱惑大。据相关数据，大型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年薪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中小型公司的普通基金经理年薪在100万元左右，而私募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此。部分信托公司核心业务人员的收入过千万元，显然这对基金经理也极有诱惑。另外，今年6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募基金公司牌照优势消散，私募公募化为“奔私”基金经理提供一定的发展天地。
“奔私”理由很充分，但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公募与私募的操作思路不同，而且“奔私”后随之而来的营销、运营、管理的重担，难免让基金经理不能充分将精力放在投研，因此，在公募做得好的未必私募也能做好。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既有的投资风格和操作习惯一旦养成，很难发生改变。而公募的很多行为习惯不适合做绝对收益的私募基金。”有基金分析师这样认为，“公募基金主要追求相对收益，重点关注的是选股，且选股的重点主要在于把握行业配置；但私募基金则要包办选股与选时，并以绝对收益为目标。”
事实也证明，不少公转私的基金经理难以适应私募基金的投资。比如郑拓、王贵文、孙志洪等，转战私募后的业绩并不理想，以至于旗下产品纷纷清盘。
笔者认为，随着新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不少细则的实施，公募基金经理将大幅度减负减压，激励机制的到来会对基金经理产生吸引力。我国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投资体制上的不同决定了在公募时期的业绩不一定能代表未来在私募取得成功。所以，公募基金经理“奔私”需谨慎，不如专注于投研，为资管新时代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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