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昨天揭晓，以“职能整合”、“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为大方向的大部制改革正在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政府改革成为推动全方位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让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归位的核心所在，也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场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本次大部制改革方案明确了要在理顺政府职能、整合政府职能并形成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建立职能统一的大部制框架。然而，这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才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环。
事实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毋庸置疑，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迅速动员和组织资源，是实现数十年“增长奇迹”的关键。但是，把宏观间接引导变成微观直接干预，就会变成政府替代市场，造成对市场的挤出。另一方面，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产品方面，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甚至“缺位”和“空位”的局面。因此，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是，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把许多管理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真正让三者各归其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政府职能转移(放权)趋势：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利放权；二是通过市场化取向推动公共服务改革。前者盘活了地方经济，后者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改革思潮下出现的。在这一背景下，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逐步向社会转移，向社会(包括企业和非盈利组织)购买服务成为大势所趋。
当前，中国正在步入公共产品供给相对“短缺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政府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给公众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顺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缓解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在政府责任、分工体制、财政体制以及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从这次出台的方案能够看到，给市场主体松绑，降低社会组织进入门槛，是其中的亮点和关键词，而这也是政府权力下放、主动“瘦身”的改革举措。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正在提速，不仅社会组织迅速壮大，政府购买服务数量和范围也开始逐步扩大。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正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然而，相比发达国家，中国才刚刚起步。国外成熟经验表明，公共服务购买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就业促进，保障性住宅，城市规划、交通、环境和其他政策咨询等等。比较而言，目前中国在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采购主体、资金来源、项目评估、监管体系等方面的标准尚未建立，服务类采购在政府采购规模中占比较低。未来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改革走向深入，还需要构建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的预算编制、政府采购、竞争性招标等多方面制度。
可见，有效“放权”是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关键，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也将是难得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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