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引导资金与市场商业资金的界限一定要明确区分，避免新一轮金融风险形成
近期，政府层面反复提及“货币信贷存量”，充分说明了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增长过快，中国成为货币存量第一大国。近几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增长过快。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约为13万亿元，至2008年还未达到50万亿元。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2009年起，货币存量每年跨越一个“十万亿元”级台阶。截至去年末我国广义货币（Ｍ2）余额达97．42万亿元，该数据已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多出20多万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存量第一大国。今年上半年货币继续快速增长。截至5月末，Ｍ2余额突破百万亿元达到104.21万亿元，而仅人民币存款已达到99.31万亿元，也逼近百万亿元大关。
货币信贷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显著。今年前5个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分别为15.9%、15.2%、15.7%、16.1%和15.8%，都明显超过了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M2增速将控制在13%左右的政策目标。1-5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高达9.11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1.8%。 与此同时，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2%，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只有49.2%。综合分析各种经济指标，不难发现目前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热”和“经济冷”现象。长期来看，随着人口、政策红利消退，国内众多企业面临外需不振、成本高企，转型升级困难，仅靠增加货币信贷来刺激支持，效果越来越差。
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金融系统风险不断增大。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更倾向于有政府隐性担保、有抵押的大型企业贷款；民营中小企业没有担保、没有抵押，风险比较高，即使贷款利率大幅上浮，也很难从商业银行贷到款，更多依靠民间借贷市场。信贷配置失衡，低成本资金向政府相关低效率部门以及虚拟经济领域聚集。而民间金融处在“影子”之中，如此高的贷款利率成本，传统实业的利润水平根本无法平衡。整个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虚拟经济中追求投资回报的冲动越发显著强烈。结果导致信贷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低下，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金融危机风险持续积累。
“激发货币信贷存量”是长期艰苦的体制改革过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由来已久，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对整个金融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这其中牵扯到的利害关系非常复杂，难度很大。在实体经济发展相对困难、虚拟经济泡沫化的条件下，改革的风险也很突出。
仅就信贷结构调整而言，2009年以来银行大量的信贷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另外一部分集中在产能过剩的行业。目前这些领域的货币信贷存量，与政策体制都有非常深的联系。要激活其中的存量需要债务的大规模重组，涉及到企业甚至政府破产，需要在设立坚定不动摇的目标的同时一步一步谨慎推进。
另外，还需注意预防新一轮货币信贷风险形成。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金融业提出了期望，即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这些领域都是政策扶持的领域，或多或少具有一定外部性与公共产品属性，需要政府对这些行业、企业，进行第一轮的、实质性的投入与支持。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上的商业机构能够平衡风险与收益，自然会进入其中。政策引导资金与市场商业资金的界限一定要明确区分，避免新一轮金融风险形成。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 付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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