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产业这个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兴产业风光一时，如今却深陷困局，这是否意味着，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推动的产业升级，存在着弊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政府力推的产业政策难以帮助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中国是否也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日前在复旦大学进行演讲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面对上述问题时，却给出了不同的认识：不能以一个光伏产业的失败，全盘否定产业政策的做法，应该了解光伏产业失败的原因，从而在其他产业政策上避免。而要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有选择地发展那些符合本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化的环境和积极有为的政府推动，缺一不可。
找到比较优势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避免
一个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劳动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产业却未能不断升级，导致发展停滞不前。林毅夫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产业不断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到高附加值产业，如果无法升级，低收入国家会停滞于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于中等收入水平，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国家同样会面临 “高收入陷阱”。
他指出，并不是说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必然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劳动力价格不上升，如何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呢？但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就落入了 “陷阱”。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靠市场竞争决定哪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要靠政府因势利导。
林毅夫认为，只要能够抓住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创新、升级，这个过程中需要市场竞争，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保持每年经济增长8%，持续一两代人都是有可能的，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也都有可能。
但是，寻找、发现自身真正的比较优势，却不是一句话说来那么简单。林毅夫指出，至今的经济理论大多是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他们的理论来自对过去经验的认识和总结，总结的经验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见得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条件不一样。发展阶段不同，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都不同，所以需要一个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而希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从 “你目前有什么”出发，只有把你能有的、你能做的做大做强，才能一步步向发达国家的方向前进。“根据你的要素禀赋，找到能做好的事情，为你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让这些产业变成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业，就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你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快速地趋同于发达国家。”
比较优势如何发现
那么，潜在的比较优势究竟如何发现？什么才是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产业呢？
林毅夫指出，一般用人均收入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要素禀赋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很多成功的例子，政府选择去发展的产业，是当时人均收入是本国两倍左右的国家的那些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而那些产业政策实施不成功的国家，通常都是模仿了人均收入水平是自身10倍、 20倍甚至更高的国家。
成败背后的关键，正是有没有和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契合。只看到产业结构的差异，但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内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发展中国家直接 “跳跃”地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就违反了比较优势，结果就是从事这些产业的企业没有支撑能力，长期依靠国家补贴。产业升级应该依靠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结构与你差距不大，那么你向那个方向升级产业是可行的，如果差距太大，说明你的要素禀赋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强行推动并不可取。
回到光伏产业的话题。林毅夫说，光伏产业是个新产业，但是否真正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一个6岁小孩和一个18岁小孩在同一起跑点上，跑的速度一定不同。新产业的技术进步非常快，而技术进步是在大量研发投入基础上的，如果不能以发达国家同样的力度大量研发投入，人家的技术更替很快，你会很快落伍，这样的情况下，站在同一起跑线，未必有利。当然光伏产业的失力，也和发达国家反倾销相关政策有关。
林毅夫强调，一个国家要找到符合自身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首先是寻找那些快速发展二三十年的国家或地区，看他们过去发展的可贸易产业是什么。实现多年快速发展，说明这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而它的人均收入水平跟你差距不大，说明你的要素禀赋也可能适合发展它的那些优势产业，以此作为参考去模仿、追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如果这些产业国内没有，可以培育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如果招商过程中发现人家不来，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政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去改变，降低交易成本。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经济学家可以接受，但企业家听不懂，企业关心的是利润。要让企业家按照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决定采用的技术和产业，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充分体现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的价格体系。而这只有在竞争市场条件下才可能。
市场很重要，这已形成共识。那么政府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林毅夫指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升级，本身是一个创新活动，要创新就必须有先行者，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只有先行者失败了，如果成功了，会有很多跟随者竞争者加入。这意味着成功和失败的收益是不对称的，预期收益跟预期成本之间不对称，除非政府给先行者补偿，否则很少人愿意做先行者，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不可能了。
为此，政府应该对从事这些产业的企业提供外部性的补偿。但这种外部性的补偿是指帮企业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企业应该很快形成竞争力，因此这种政府的补偿、激励需要的资金应该很少，不会造成企业对政府的绑架。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不是简单只买一部机器，需要的资金可能很多，面临的风险也很高，超过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有金融、制度的安排。随着产业升级，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也需要不断完善，否则即使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进入了符合要求的产业，也有可能因为基础设施的不配套、风险太高、收益不对称等而失败。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积极有为、因势利导的政府。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发展速度要快很多，产业升级速度也快很多，外部性的协调就很重要，产业政策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工具。首先，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政府了解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所需的制度安排也不同。任何政府资源、能力都是有限的，就必须配置。产业政策实际上是把有限资源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作更好配置的工具。他强调，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而企业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政府的帮助，一般有几个方面，一是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基础科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二是政府采购，最新的产品可以让政府采购。林毅夫表示，有人反对产业政策，主张完全靠市场来选择，是因为确实有些产业政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恰恰是这些产业政策支持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这样的产业没有竞争力。他认为，要思考的不是反对产业政策，而是怎样让产业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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