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 王建明/图
恋爱自由、情感属于个人隐私，这一公众都知道的常识，高校及其高校教师不可能不知道。那么“恋爱登记”于法无据，推出“恋爱登记制”，肯定会遭到质疑，甚至会被炒作放大，学校也不可能没有事先的研判。在已有的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估计少有老师愿意没事给自己找事。可是，为何学校还要顶着风险和骂声推行这一馊主意呢？其实，学校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而已。
高校的大学生多已成年，在法律上已经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学校和教师，作为管理者和教育者，只承担有限的过错责任。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加上各地维稳的考量，以及社会对弱势的天然同情，在学生行为上，尤其是在学生意外伤害事故中，学校和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学生家长及亲属“一哭二闹三上吊”，学校在善后的压力之下，只能受尽委屈，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应有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院士近日无奈地坦言：“作为法人代表，在法律与学校刚性管理之间，我始终有些困惑”，他的困惑是例如学校某名学生因考试不及格，学分不够，最后学校按照规定勒令其退学，但家长以孩子因此患上抑郁症而状告学校。结果法院给出的终审判决是，学校支付学生28万元精神损失费！胡海岩为此感慨：“我不知道，这样的审判结果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暗示？”
大学生虽然是完全责任能力人，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定型，由于恋爱受挫发生的悲剧在各高校不断地上演，其中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失恋所引发的报复和自杀事件尤为严重。虽然采用“恋爱登记制”会带来争议，但事先预防和干预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相对于一起恋爱引起学生意外事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其给学校和其他学生造成的间接不良影响，其成本显然要小得多，这正是学校被逼的无奈之举。
也许，更多的人会说，对学生的恋爱问题，重在教育引导。道理虽不错，但教育引导却不是万能的，学校不仅怕“一万”，更怕那“万一”，校方“恋爱登记”帮助大学生避免不必要伤害的良苦用心，应该得到理解。当然，学校在具体实施时，也应该恪守法律的底线，不要采取强制，更要切实尊重学子的个人隐私和感受，把好事办好。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在审视高校的“恋爱登记制”时，就不应该只就恋爱说恋爱，在表达担忧的同时，也应为学校的被逼无奈多多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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