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即便以7%到8%的速度增长,也能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就业问题,而且更有利于结构调整
●只要经济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近来有声音对中国经济增速降低到8%以下表示担忧。无论是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还是5月份的工业增速,均呈现出略微回落。然而,就业、物价和宏观政策基本保持稳定。尤其是就业,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42万人,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在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终究要减速。因此,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
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只要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蔡昉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
专家表示,即便以7%到8%的速度增长,也能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就业问题,而且更有利于结构调整。
保持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从供给方提高潜在增长率,而非对需求方刺激
据蔡昉介绍,长期以来,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有利人口结构,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帮助实现了9%—10%的高速增长。然而,2010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达到峰值,2011年、2012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应减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根据变化了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情况,预期投资增长率从1995—2009年的17%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13%,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从8.9%降低为8.0%。”蔡昉说,“据此所进行的估算表明,潜在增长率将由‘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数量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蔡昉说,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从供给方提高潜在增长率,而非依靠对需求方因素的刺激。
“在一定时期中,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略高于7%—8%就是健康、可持续的,不必追求超过8%。”蔡昉说,我国在劳动力供给和投资效率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潜力。例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都可以显著改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就业市场虽然整体健康稳定,但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
蔡昉表示,如果继续追求高于8%的增长率,则意味着超越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能力,会导致产能过剩,加大通货膨胀风险,增加经济泡沫,保护落后产能和无效率的企业。而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必担心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而就业充分就可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实现收入倍增目标。
根据全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始终大于1,即整体上需求大于供给,说明当前的整体就业状况并不悲观。23个省市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市场上的主流声音仍然是民工荒、招工难。
“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但这个关系在中国并不显著成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说,“需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待这个问题。”
巴曙松提醒,首先在总量层面,需要关注就业市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整体城市就业市场的劳动参与率已由2000年的66%下降至2010年的62%,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由57.6%下降至53.3%。“这意味着,随着近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家庭收入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潜在劳动力离开或延迟进入就业市场,包括全职料理家务的妇女,在校生读书年限的延长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退休人员的增加,实际上都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他说。
第二,在结构层面,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就业市场虽然整体健康稳定,但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二是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新生代劳动力对于一些繁重的体力工作岗位普遍没有兴趣,例如建筑等行业。三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一些企业存在大量的一线技工缺口,与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
加快发展服务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巴曙松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局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反映。一方面,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反映了当前的人才供给状况无法给予中国的产业升级充分的支持。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使得高校生的劳动力供给在过去13年增长了7倍,但是以培养技能为主的中专、技校每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反而在减少,职业教育存在严重短板。
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反映了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状况。“当前一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管制,开放程度较低,导致岗位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巴曙松说。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占比为36.1%,而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81%。加快发展服务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蔡昉表示,在经济增长波动下行造成的周期性失业,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完备造成的摩擦性失业三种类型失业之中,后两种类型长期顽固存在。对此应未雨绸缪,政策上从仅仅关注就业总量问题,转向更多关注就业结构问题,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迎接未来劳动力市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