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毅是极具收藏天分的人。他很早就开始收藏邮票，曾以6元4角的价格收购一百多版目前单张价值已超百万元的猴票；他在古钱币收藏上也颇有建树，曾作为中国嘉德钱币拍卖的顾问，助推这个萧条的市场发生根本逆转，从单场拍卖不足百万元，飞跃到三五千万元。
但这些对于冯毅而言只不过是“业余玩玩”，作为一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职业收藏家，他个人最主要的精力以及成就是在铜镜领域。近几十年在市面上出现的铜镜，几乎都被他“掐了尖”。2011年，他斥资3500万人民币从日本藏家手中回购“海兽王”唐代海兽葡萄纹镜，更是成就了他铜镜收藏事业的最大辉煌。
文图/记者 金叶
痴迷收镜三十年
收藏铜镜，冯毅从来都是“一掷千金”。
他收藏第一面铜镜是在1981年。那时候，他对铜镜还一窍不通。在上海城隍庙的古玩街，他偶遇了一面浑身乌黑的汉代铜镜“黑霸王”。这面铜镜没有一点点锈和伤，干净精致、光滑圆润，美到不真实的地步。冯毅记得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大家一面啧啧称叹，一面也发出疑问：不会是假的吧？金属埋在地下2000多年怎么会不生锈呢？
巧的是，冯毅在上世纪60年代做过钳工和翻砂工，对金属加工工艺有所了解。他看出这面铜镜不是用当代的失蜡法，而是用范铸法（模铸法）所制。最终，他出价1万元买了下来。而那时普通人的月薪只有二三十元，张大千和齐白石的画也才10元一幅。
冯毅从那时起便掉进了铜镜的世界中再难自拔，但是整整二十年，他没有再碰到一面令他心仪的铜镜。直到世纪之交，更多好品质的铜镜才在“建设”大潮的催动下陆续抛头露面。有一天，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江苏出来一面上好的喜鹊猴子纹镜，开价5万元。冯毅第二天就驱车赶过去，但铜镜已经售出。他又马不停蹄地追到广东，铜镜却又刚刚转售香港。他继续追踪前往，终于在香港以26.5万元成交。这是冯毅收藏的第二面铜镜。
这个曲折的交易过程和冯毅勇于付“天价”的传说，使冯毅的声名在铜镜收藏界不胫而走，各种上好铜镜也陆陆续续自己找上门，被冯毅收入囊中。冯毅目前收藏有50面左右的铜镜，虽然数量不多，但件件精品。在这其中，最为他所珍视的是2011年收入的一面唐朝海兽葡萄纹镜。据说，这枚铜镜曾经是唐朝皇帝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
造铜镜既需技艺又要运气
学界的正统观念认为，青铜器的浇铸工艺在先秦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当时的青铜礼器是青铜浇铸工艺最华美的篇章，而冯毅认为汉唐铜镜才是青铜之美的极致。
他告诉记者，人们觉得青铜器在春秋战国之后开始衰退，主要是从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出发做的评价。秦汉时代，因为铁器的大量普遍使用以及漆器、瓷器的发展，青铜器逐渐为铁器、漆器和瓷器所取代，其制作工艺必然要开始走下坡路。“但青铜器的浇铸工艺并未因此消亡。因为镜子是不能用陶瓷做的，用铁也易生锈，只好延用合金铜铸造。青铜器的浇铸工艺得以以铜镜为媒介流传，并且发扬光大。唐朝的铜镜，不仅是中国铜镜史的顶峰，更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顶峰，直到唐朝覆亡，青铜时代才算是正式走完。”
冯毅强调，在文物价值的判断上，他秉持的标准是以艺术性为导向。“商周青铜器多粗犷豪放，以气象取胜，但就其细节审美价值而言，实在远不及汉唐铜镜。铜镜铸造工艺也远复杂于其他青铜器，青铜艺术应以铜镜为上品。”
冯毅告诉记者，范铸法铸镜的流程非常复杂，包括造型设计、绘画刻字、模范制造、合金配比、冶炼铜液、浇铸的时机和速度力度……任何一个步骤都大有学问。铜镜上那些细若游丝的纹理，要靠陶范的成功预制来实现，而一个陶范的制作就可能长达数月。浇铸工序中铜液的温度、倾倒的角度、铜液的流向和流速、冷却的速度和区域都影响到成品的质量。可以说，一面完美铜镜的诞生，不仅需要铸镜工匠高超的经验和技艺，甚至还得借助人力根本无法操控的运气。
“范铸法”和“失蜡法”是真伪界限
在收入了第一枚“黑霸王”之后，为了搞明白这面美到不真实地步的铜镜究竟是真是假，冯毅开始了学习的过程。他查阅各种史料，到处寻访铜镜进行对比研究，了解铜镜历史变迁及青铜铸造工艺，最终形成了有自己风格的铜镜真伪鉴定方法。
为什么敢于断定“黑霸王”是真的呢？冯毅说：“汉唐铜镜制作时所采用的范铸法，到了宋代就已经失传。所以，只要能区别铜镜是范铸法还是失蜡法所制，真与假的界限就昭然若揭了。做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范铸法和失蜡法，就像手工和缝纫机做出的衣服一样好判断。范铸法所做出来的铜镜线条更加有力度，立体感、层次感、清晰度都更强，而失蜡法的线条就相对软绵绵。”
对“黑霸王”，许多质疑是针对于它的几千年不生锈。而冯毅告诉记者，这枚“黑霸王”属于铜镜当中的“黑漆古”，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镜的表面是一层富锡结构，有可能是锡离子在长时间的岁月中逐渐游离到表面，也有可能是在当时制作时采取了某种特殊的工艺，将锡粉均匀地融合于镜面所造成。这层锡的“外衣”不仅使“黑漆古”散发出一种珐琅般温润的质感，也仿佛一层保护膜使铜镜免于岁月的侵蚀。除此之外，千年铜镜不生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出土于南方地下多水的环境，这个环境客观上将铜镜与空气隔绝开来了。“我们经常见到的黑铜镜和白铜镜，其实就是出土环境南北的区别。铜镜在水里比在绝对干燥的环境下更不容易生锈，在北方不干不湿，有一定湿润度的环境下才最容易生锈。”
许多人判断青铜器真假会看“红斑绿锈”这条标准，冯毅表示这是一种误解。他收藏铜镜的首要标准就是不生锈，因为锈并不是铜镜为真的必要条件，而且还大大影响审美。同样，他认为传统的鉴别方法中许多所谓的“标准”都不足为信。“比如说范线，并不一定会有，因为古人也会出于审美的考虑将其打磨掉，这从技术上并不难做到；而听声音也不可靠。很多人认为几千年的铜镜，因为材质‘酥’掉的缘故，敲击发出的声音不可能是清脆响亮的。其实不然，在富含水源的环境下出土的铜镜，完全有可能没有被酸化或碱化，发出依然好听清脆的声音。事实上，在判断真假铜镜上，只有一个标准是可靠的，就是看它究竟是范铸法还是失蜡法所制。”
政策收紧
影响铜镜价格上扬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皇冠，而青铜镜则是这顶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冯毅经常这么说。这颗“明珠”，在2004年~2011年期间，因为政策放开，曾经在拍卖市场上昙花一现，却又因政策的突然收紧而骤然凋谢。
冯毅花1万元购入“黑霸王”是在1981年。2002年他曾在上海城隍庙见过一面同“黑霸王”品相差不多的铜镜，价格是2万元。冯毅说他当时“非常纳闷”：“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率，铜镜的价格不仅没涨还跌了。”
2004年，身为中国嘉德邮票钱币部顾问的冯毅通过该部的负责人郭学广给中国嘉德提了一个建议：上拍青铜器。
“众所周知，青铜器的拍卖太敏感，文物部门没有批。最后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上拍铜镜。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眼里，铜镜就是个小玩意，跟钱币差不多，拍拍也无妨。中国嘉德先是交给瓷器杂项部拍，但因为他们对铜镜缺少了解，兴趣也不大，居然全部流拍了。后来就交给了我当顾问的邮票钱币部拍，结果大获成功，百分百成交。”
冯毅清楚地记得，刚刚进入拍卖市场的铜镜，价格可用“低廉”形容。最便宜的几百块，顶级的唐朝铜镜也不过几万块。“不过这也跟当时市场上并无特别精品出现有关系。”
但随着中国嘉德拍卖的大获成功，铜镜拍卖很快在国内大小拍场遍地开花。精品涌现，价位也水涨船高。“2007年之前，一面直径十六七厘米的唐朝海兽葡萄纹镜的拍卖价69万元，已是当时的最高价。2007年之后，价钱突然就起来了。2010年前后，市面上几百万的铜镜已经不稀奇，并且开始出现了千万的价格。”
这一突飞猛进的价格变化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针对铜镜拍卖的政策在2011年又开始重新收紧。铜镜在公开拍卖中又销声匿迹了。“2011年后，投资型买家大量撤退，铜镜的价格也大幅度滑落，目前的价位只相当于鼎盛时期的五折。”冯毅告诉记者。
抢救海外铜镜
或被解读为“收集赃物”
在冯毅看来，铜镜目前的市场价位，完全没有反映出它真正的价值。而这一切都源于法律上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有“只有1949年前出土，并且有明确著录的文物才允许流通”的规定，这就将绝大多数年代久远的青铜精品，挡在了合法流通领域之外。但是在冯毅看来，这条规定不仅无法杜绝盗墓行为，还成为精品铜镜流失海外的“始作俑者”。
冯毅寄希望于《文物法》在将来会做出修改，给已经流散民间的“出土文物”以名分：“很多所谓‘出土文物’，其实不是盗墓出来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修路、搞基建都挖出来不少。而且坦白说，能出土的都已经出土了。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不给这些文物以名分，会让它们从公开交易转入地下，并且流失海外。”冯毅表示。
这几年，冯毅游走于海外大大小小的拍场，在海外市场见识了不少精美的青铜器。根据他的估算，目前铜镜的存世量大概有30万~50万面。其中，顶尖的精品只有300面左右，这其中近九成都散落分布在海外的博物馆及大收藏家、文物商人手中。他倾囊收购，但也苦于财力有限。
即便现在的冯毅为了规避法律的风险，已经在恪守“只收海外回流”的铁律，但他的行为也有可能被解读为“收集赃物”。
对此，冯毅也表示不解。“上海博物馆也曾经以‘抢救’为目的去海外市场上购买文物。为何私人藏家这么做就要顶个法律的‘雷’呢？只有国家才有抢救文物的权利吗？”
冯毅告诉记者，因为收藏青铜镜风险太大，2011年之后，这个收藏领域中的投资性需求如潮水般退去。目前国内真正严肃认真地在搞铜镜收藏的藏家不超过五人。他们和冯毅一样坚信这是一个黄金板块。哪怕从目前的政策来看，这个领域危机重重，是一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我用3500万人民币购得的唐朝海兽葡萄纹铜镜，其精美程度相当于《清明上河图》之于中国古书画，维纳斯之于西方雕塑。3500万是绝对收不到《清明上河图》和维纳斯雕像的，但可以买到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镜。青铜镜目前绝对是收藏领域中一个洼地中的洼地。我深信，随着政策的改变，这颗仍在蒙尘的‘明珠’一定会绽放出令人震惊的光芒。”冯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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