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美国咨商会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升至逾五年最高水平。其中，消费者现况指数66.7，前值从60.4修正为61.0；预期指数82.4，前值从68.1修正为74.3。
调查同时显示，预计未来6个月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上升的消费者所占比例升至16.8%，比上月提高了2.5个百分点，为5个月新高。
消费者信心指数升高，一方面，说明美国消费者正在逐步从财政悬崖、加税和自动减支等阴影中走出来，信心正在得到逐步修复；另一方面，说明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的良好势头，为消费者信心修复和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事实也是如此，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下，如果正面的、积极的因素不能占上风，不能给消费者信心提供强大支撑。那么，消费者就会沉醉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失望之中，沉醉于各种矛盾和问题之中，负面和消极因素就会不断地摧残消费者信心，使消费者信心越来越低。反之，则会修复和提升消费者信心。
美国消费者能够从财政悬崖和加税等带来的悲观情绪中走出来，并对前景充满信心，完全得益于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得益于就业率上升，得益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有了明显复苏的迹象。
而这一切，主要是因为美国采取了两大政策措施。一是实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二是鼓励制造业回国。
显然，量化宽松政策并不是美国独家所有，欧美发达国家、日本，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效果最好的还是美国。原因在于，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的时机把握得好。美国没有像中国等国家一样，在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就匆匆出台量化宽松政策，而是静观事态发展，择机而行。可以这样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在中国等国家用量化宽松政策填补了全球流动性严重不足以后才出台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量化宽松做的是增量文章，中国等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做的是减量文章。自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要比中国等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强得多；另一方面，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指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产生的效果与作用当然要远高于中国等国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利用量化宽松政策积极为制造业复苏创造条件的同时，还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制造业出口和鼓励制造业回国。如此一来，制造业的复苏也就具有了更强劲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相反，中国等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着力点却主要放在了非实体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城市建设等只会产生短期效应的项目和领域。如果金融危机的影响是短期的，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和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如果影响时间较长，作用和效果就会很差。
实践证明，中国等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作用和效果是比较差的，是完全不符合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规律的。
同样的政策，产生的作用和效果却天壤之别，这一点必须引起中国等国家的高度重视。也许，从决策者的初衷来说，为了避免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下滑过快，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选择了快投强赶的政策策略。但是，经济发展和稳定不是完全依需而定，而必须依规而为。亦即只有在掌握了经济发展规律、摸清楚金融危机走势的情况下，才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决策、主观臆断，甚至为了“出风头”。如中国“率先复苏”口号的提出，以及后来的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的结论。
一极是经济强势复苏，消费才信心大增；一极是经济弱势复苏，消费者信心悲观。中美两国在经济复苏问题上，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反差。也正因为如此，相关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在前段时间共同唱盛、唱实中国经济以后，近一段时间以来，突然转向，开始唱衰、唱空中国经济，并纷纷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在别人的唱盛唱衰、唱实唱空中运行的。但是，至少说明中国经济复苏的状况难以令人满意的，也是不被外界看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没有能够像美国那样强劲复苏。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国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采取稳定经济增长措施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没有真正将经济刺激的重点放到对实体经济的提振和关心方面。不仅实体经济复苏的效果十分不明显，而且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受到了严重制约与影响。更重要的，在货币严重超发以后，相关的政策措施也很难按照经济复苏需要进行调整与完善。
所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使经济强势复苏和消费者信心大幅上升的经验，值得中国好好学习和借鉴。不仅如此，中国还应当认真总结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教训，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振兴实体经济下猛药、出狠招，而不是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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