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新的风险考验——“影子银行”的泛滥。
即便对这个从美国“舶来”的概念还存有很大争议，但在中国这种银行业“独大”的金融土壤中，“影子银行”仍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在最近两年里茁壮成长。
一个普通的储蓄者，当他不愿意忍受长期压低的银行存款利率，而把目光投向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时，就有可能参与这个正在生成的泡沫。
他可能不完全明白这些收益率5%上下的新型理财产品如何运作，而这正是所谓“影子银行”体系高速扩张的基础。
神仙还是妖怪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界开始把那些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各类信用中介机构，统称为“影子银行”。
在美欧国家，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构成了“影子银行”的主力军。他们靠经营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吹起了一个又一个金融泡沫。
在中国，金融市场环境与国外不同。广义地说，“影子银行”包括所有经营非信贷类产品的信用机构。这中间，传统银行业本身创新出来的“理财业务”，包括银行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合作开发出的各类理财、信托产品，可算是“影子银行”的大头儿。
“影子银行”的另一部分，是各类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私募基金、网络信贷、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它们发展也很迅速，但由于体量小，影响力相对有限。
中国银行前任董事长肖钢(目前任证监会主席)曾批评，某些银行的理财产品是靠“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他呼吁必须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下一步将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
话音未落，3月29日银监会就专门下文，严格规定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上限，有人说这是给银行理财产品戴上了“紧箍咒”。银行类股票当日暴跌。
不过，有业内学者认为，不能盲目夸大“影子银行”的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认为，多数理财产品都处在监管范畴内，在中国信贷投放存在严格管制、不同金融市场存在严格分割的情况下，“影子银行”本来是金融家们“发挥聪明才智开发出来的产品”，对市场是“有益的补充”。
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在最近一个论坛中为“影子银行”做辩解。他认为，由于“影子银行”具有高杠杆率、高风险等特点，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投机性融资工具”。而许多金融业内专家的认识却是，“影子银行”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评估，目前全球“影子银行”的总规模近70万亿美元，占金融中介总资产的1/4。王东明估计，中国“影子银行”总规模大概是23万亿到25万亿元，占到国家金融总资产的1/4左右。
其实，由于定义和统计口径差别，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到底多大，目前仍无统一说法。
安邦咨询的报告称，截至2012年年底，银行理财的规模总计7.4万亿；同期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近7.5万亿。两类资产规模合计不到15万亿，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该机构认为，“影子银行”绝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毒瘤”。
瑞信亚太区首席经济师陶冬用“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定时炸弹”来形容“影子银行”。据他估算，目前中国的信贷总量达80万亿元，官方的银行借贷有47万亿元，两者相减，可粗略算出中国“影子银行”产品规模约为33万亿元。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测算值。
折中的说法是，不能把“影子银行”比作“神仙”，也不能完全看作“妖怪”。倾向于夸大“影子银行”风险的人，有时候忽视了“影子银行”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动力。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综合央行及其它权威数据计算，国内“影子银行”资产总量约在17万亿至19万亿左右。她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很像“一本不断膨胀的糊涂账”，“糊涂账”仍在“不断膨胀”。
在中国，银行信贷是经济运行主要融资渠道。不过2012年社会融资总额中，银行信贷从91%下降到58%，这说明“影子银行”的信贷融资规模，包括债权和股权融资，还有银行表外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融资规模都在快速增长。这中间，民间融资并未计算在社会融资总额之中。
左晓蕾强调，让人忧心的是“影子银行”市场呈现的无序状态。比如，有些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根本不清楚产品的投资结构；而理财产品的投资人只关心收益率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多少。
“不知道风险有多大是最大的风险”，她说。
“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
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退出后，2010年中国的货币投放开始进行“收缩”，以稳健性政策替代扩张性政策。这正是“影子银行”崛起的时间点。
上海交通大学财经研究员高连奎认为，2010～2012年，正是“影子银行”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送流动性的功能。“企业为防止破产、地方政府为防止工程烂尾，大量利用信托等非贷款融资形式，导致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影子银行’一骑绝尘，增速远远超过贷款增速。”
这一过程中，银行业自身也有很强的动力进行“监管套利”。
当银行在吸收存款、信贷规模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时，由于央行给定的存款利率很低，银行储蓄持续外流，这逼迫银行寻求理财产品以稳住银行利润基础。
高连奎表示，银行用各种“金融创新”来弥补传统业务的不足，手段可谓繁杂多样：银行理财、私人银行业务可以吸引资金或变相高息揽储；通过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将表内业务表外化，在不增加资本占用和拨备的前提下增加信贷投放；通过发放委托贷款，可以在不占用资金且不受存贷比限制的前提下，获得稳定的利差收入。
尤其是信托业务，拥有银行、券商和保险所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因而成为“监管套利”的最大受益方。高连奎认为，银信合作(银行与信托公司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类的“影子银行”业务发展最快，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最大。
一般而言，信托公司通常处在这些新类型资金流动的中心，运营在正规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交汇的阴暗领域。信托公司主要为两类客户服务：需要资金的私营企业以及资金充裕寻求更高回报率的家庭及个人投资者。据统计，2012年年底银行理财产品账面余额是2008年的8.65倍；信托资产规模突破了7万亿，是2008年的5.73倍。
“银行多已经上市，利润追逐诱导其转向更有利可图的产品，哪怕承受更多的隐含风险也在所不惜”，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用“野蛮生长”来形容中国“影子银行”这两年的发展态势。据他估算，2012年新增的3万亿社会融资总量，其中2/3来自“影子银行”。
他认为，这些“影子银行”融集资金大多“杀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从201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来看，房地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占比降到10%左右，自筹资金则占50%以上。从2011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指数逐季下降，许多行业利润水平全面下降，出现了不少全行业亏损。“如果不是房地产企业的高利润，其他行业是无法消化来自‘影子银行’如此高利率的资金的。”
易宪容称，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房地产暴利能持续，不仅高成本、高杠杆率、期限严重错配的资金会源源不断地再流入房地产市场，而且已经流入的“影子银行”的融资风险，也暂时不会暴露出来，因为无论是住房抵押物还是土地抵押物的价格还会处于高位。
这意味着，“影子银行”的扩张与房地产泡沫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此外，地方政府之所以敢绕道银行表外即“影子银行”体系，继续大规模高成本地融资，并以城投债、信托等理财产品形式融资，不仅在于这些产品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有地方政府提升业绩的推力，更在于借贷双方都预期住房价上涨而推高土地价格，使得土地出让金的收益增长。
在易宪容看来，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及地方政府，仍在借助“城镇化”的概念炒高各地房价，但建立起民生经济、打造有质量的城镇化，却必须让国内住房价格向下调整，否则政府的许多政策都可能“出现空转”。
他说，一旦预期改变，“市场情绪急转直下，国内影子银行的风险会在瞬间发作”。
金融创新要为实业“输血”
据银行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资金提供方所获年息大都在10%左右，甚至更高，远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6.15%的基准利率。
以目前存量规模巨大的委托贷款为例，资金提供方收益大约在8%~10%，而资金需求方的综合成本率远高于这个水平，在10%~18%的水平。更有甚者，有些信托贷款利率在20%左右。这样高成本的融资，如果不是投资利润率足够高的“暴利行业”，一般投资者恐怕很难承受。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利润率是4.67%，工业企业利润2012年第三季度才首度由负转正。按照10%向“影子银行”支付利息，一般搞实业的企业都会望而却步。而那些不得不吞下高息借贷成本的企业，只能靠“借新还旧”和“债务展期”等办法“熬一天算一天”。
高连奎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特点有两个，“乱”和“贵”。
“乱”表现在这些金融产品组成复杂，透明度低，缺少监管；“贵”表现在中国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属“史上最高”，收缩货币必然导致货币价格增高，各种变相的高利贷就产生了，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有些融到资的人也不见得有还款的能力，仅仅是救急而已”。
他举例称，2012年信托基金中，大部分资金投向地方融资平台，而这些地方融资多数干的是基建项目，很难达到10%以上的投资回报，无法偿还信托贷款，有些甚至连利息都付不出来。与银行贷款不同，信托基金一般年限2～3年，届时需要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而一般信托基金的资本金远弱过银行，一旦有一两个项目倒闭变成烂尾工程，整个信托基金都将面临违约困境。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对中国的“影子银行”要从正反两方面看。一是必须考虑其风险，毕竟像理财类产品这两年翻番的增长，绕过了银行的信贷政策，放大了M2，已经具有了货币创造功能，风险很大；二是要从金融业发展大势观察，中国银行业早晚会脱离“靠吃存贷差过日子”的时代，必须开拓新的金融工具，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这些，也都符合“创新的方向”。
“原则上要鼓励金融机构去创新，但必须对金融产品进行严格甚至是苛刻的监管”，他说，不论是银行、信托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混业经营”基本是大势所趋，但如果大家开发金融创新产品，都还是围着“炒楼花”、“炒地皮”打转转，这就会出大问题。
中国银行前董事长肖钢在他批评“影子银行”的文章中强调，“仅仅在五年间，理财产品便从仅仅几百种迅速增长为超过两万……许多产品的关联资产，依赖于一些子虚乌有的不动产或长期基础设施，有时甚至可能会发现它是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应付还款义务的高风险项目”。
显然，这位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度担心的关键问题，还是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错配”。
李才元表示，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是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一切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这个大局，实业的核心是科技，“影子银行”可以阳光化，但“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必须为实业输送“血液”，为科技创新提供“粮草”，而不能又陷入资源泡沫的漩涡中。
他说：“我们不能重蹈美国金融危机的覆辙，他们的金融创新一度走上吹大房地产等资源泡沫的‘邪路’”。
针对“影子银行”风险，国家审计署京津冀办李保华最近撰文说，“影子银行”是在中国的特殊经济环境下产生与发展的，其中不乏金融创新的驱动下对金融体系的完善，然而更多的却是弱化了传统银行中介价值，同时其高杠杆等特征加大了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金融风险的积聚。
他表示，“影子银行”可以看作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化之路的“中间产物”：从传统的银行垄断向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过渡，从银行间接融资向通过标准化资本市场融资过渡。
因此，审计部门的眼下工作是弥补制度漏洞，不断完善与强化金融审计监督，规避“影子银行”体系风险，有效规范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只是史上最严重货币紧缩情况下的金融扭曲而已”，高连奎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放松货币政策，让融资回归“地上”渠道。
不少接受采访的金融业内人士都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摆脱不了“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的老毛病。货币政策放宽时，企业贷款意愿不强，放宽贷款无效，反而容易刺激投机；货币政策紧缩时，则会导致很多正常商业项目受到影响，导致“众多企业家跑路”。
一般来说，商业竞争淘汰落后行业，而在过度的货币调控中，受到影响的却是朝阳行业和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处于初创期或扩张期，企业经营依赖银行贷款或私募融资，这两者都直接或间接受信贷政策制约。
高连奎建议，中国的宏观调控要走向“精准调控”，就是对症下药，而不是盲目用药。
他表示，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乱用货币政策往往造成“过度运用”，就像滥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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