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动向一直吸引着全球的目光，经济增长放缓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没人能准确预测这轮经济放缓会持续多久，决策层也将年度GDP增长目标调降至7.5%。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更为悲观，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可能将像日本那样结束。他们认为，日本经济实现了超过2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在1973年后的40年中，日本年度经济增长超过5%的情况屈指可数，并且20年来产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但今天的悲观主义者需要就两个经济体间最根本的差异作出解释。比方说，日本1973年就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美国 60%的水平。“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 、韩国和台湾)也在达到类似的相对收入水平后出现了GDP增长放缓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只相当于美国的20%。换句话，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靠拢的潜能。
但悲观主义者质疑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保持追赶势头。他们认为，即使广义的经济制度问题不大，现有的发展模式也会使中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将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是中国式思维的典型，但已经实现了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难道真的比不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高速发展期内，从中央计划体制演变而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无疑有其过人之处，但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其最终结构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如果现有体制的某些方面无法支撑经济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反过来产生阻碍作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最好”的体制，而要看体制能否调整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关键是要确保经济体制能够许可全面的制度改革。
如果拒绝改革，没有哪种“最优”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长期发展。创造了后1945年的经济奇迹后，日本因其体制不够灵活、无法适应以全球竞争加剧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新阶段而进入到超慢增长阶段。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强劲。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批评韩国经济体制，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体制非常灵活，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经济弹性。
为什么一种体制能够改革而另一种则不能？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体制需要政府权力和财力压倒一切利益集团，才能坚持长期的目标政策，并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所有制、户籍制度和金融部门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显然，今天的改革比中国刚开始经济转型时难度更大。比方说只占公司总数2%的国有企业目前却拥有企业总资产的40%，国企的政策影响力也因此十分巨大。但中国似乎不太可能走俄罗斯走过的道路。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手中累积的财富可以令其改革能力大幅增强。
30年来，体制灵活性一直是中国经济转轨和快速成长的关键，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保持决策独立而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简言之，政府必须确保体制从长远看能够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落实新一轮意义深远的改革。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