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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巴西城市化为何造就贫民窟

2013年05月07日 07:32   来源:每经网-每日经济新闻   

    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贫民窟,是巴西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巴西政府希望借助城市化的改造,将其解决,但由于积重难返,彻底解决仍任重道远。回望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问题,有几个标志性特征。

    首先,人口城市化先于经济城市化。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8.4%,2000年为81.4%,远超同期46%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李瑞林、王春艳《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从1950年到1980年,巴西花了30年的时间,将人口城市化的水平从36.2%上升到67.6%,比西方国家快20年,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其中尤其以1950年到197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最快。20年间,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乡村人口增长不到2%;1970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所下降,仍大于2%,同期乡村人口负增长。巴西比发达国家减少20年实现同样的城市化率,代价是产生大量的贫民窟。

    其次,贫民窟泛滥。近20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贫民窟人口增长了118%。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就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1991年,贫民窟有3188个,2000年增加到3905个,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已蔓延到中等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也是贫民窟最大的城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1950年250万人,1980年上升到1350万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1987年,圣保罗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里约热内卢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第三,强迫工业化与强迫城市化造成大量失业人口。根据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在1964年到1988年巴西军政府执政期间,巴西进入奇迹增长时代——1968年到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政府实行高税收政策,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同时,政府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征收土地,造成大批赤贫而素质低下的劳动人口。

    经济奇迹开始时大城市的扩张还能容纳源源不断进入的人口,而后处于失控的城市化状态。以圣保罗为例,在1940年到1970年间,圣保罗城市人口的增加占了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量的一半,1970年,圣保罗人口占巴西总人口的19%,占GNP的39%,以及58%的工业产值,而圣保罗的土地面积仅为巴西的2.9%。但是,随着巴西奇迹的衰退,1980年代以后进入失落的十年,两位数以上的失业率与巨额的债务,使得巴西奇迹倒塌,呈现出遍地贫民窟的真相。

    第四,解决贫民窟的方法失当。根据 George Martine、GordonMcGranahan的论文《Brazil`searlyurbantransition:whatcanitteachurbanizingcountries?》,为了解决就业与经济发展难题,军政府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同时在1964年创建国家住房银行及联邦住房和城市规划服务署,负责城市规划与低收入者住房,政府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的住房开发融资。

    但权贵横行与法治不彰的现实,必然导致补贴被盗用的现象,企业利用政府的补贴为自己谋利,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住房相关的补贴,很快被房地产公司变相瓜分,这些房地产公司主要为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提供住房,对为穷人提供住房完全没有兴趣。1986年巴西军政府结束后,国家住房银行也关闭了。

    即使政府的本意良善,也无法保障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何况在强大的政府力量支配下,强迫城市化过程中攫取土地的过程,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贫困人口,解决这些人口的培训、就业、住房问题,完全在政府的能力之外。

    巴西畸形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大量土地与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巴西走上阿根廷式的衰败之路又有什么奇怪呢?城市专业性不强,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佳,无法容纳高速增长的就业人口,工业园区与企业债务飞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城市化也就成为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

    并非多余的后话是,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没有提升经济效率,从2008年以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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