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IM F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与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卡门·莱因哈特两人在其合著《这次不一样》中指出,当一国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比例超过90%后,该国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周期。
如今,全球已进入发达国家债务破百时代。IM F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今年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 D P的平均比例为109.3%。美国当前公共债务总额占G D P的比例已攀升至106%,但美国似乎并无发生债务危机的信号,国债收益率依旧处于历史低位,IM F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令其他发达国家艳羡的3%。那么,罗格夫和莱因哈特是否错了?
时势造英雄。罗格夫与莱因哈特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大卖,恰逢大西洋两岸“财政鹰派”声音大增的时刻。美国的“茶党运动”让民主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惨败,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而大谈减赤。在大西洋彼岸,在默克尔-萨科齐组合的影响下,削减赤字和大幅财政整顿成为欧元区边缘国家获得国际救助的先决条件。
两年后,奥巴马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高调宣称“民众在对我的经济主张投赞成票”,政府掏钱修路搭桥又开始成为奥巴马的口头禅。默克尔-萨科齐组合变成了默克尔-奥朗德组合,保经济增长开始进入视野,欧元区的财政整顿虽然换来了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财政状况好转和国债收益率下降,欧元区却连续两年出现经济萎缩和一拨又一拨的民众示威冲突,去财政紧缩化在大西洋两岸赢得更多拥趸,IM F也建议一些欧美国家放慢财政整顿的疾步。在发达国家缺乏经济有效需求的背景下,有人提议反思90%红线,从而为财政宽松政策放绿灯丝毫不足为奇。财政经济学不只是需要计量的经济学,更是会牵扯多方因素的政治经济学。
不同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同,使用金融资源的动员力也不同,债务危机临界点“一刀切”的做法未必可靠,而且当前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风险高度交叉传染,压垮一国经济的未必是财政危机,塞浦路斯的公共债务占G D P的比例不足86%,但却被金融泡沫压垮了脊背。90%的红线对于货币政策缺乏空间却高度依赖市场融资的西班牙等国可能适用,但对美国未必适用。
吹响不同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号角其实掌握在市场手中,而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和直接购买国债的举动在将财政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拖后。不过,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警告有一点肯定没错,尽管历史上各轮危机的具体表现方式不同,但是造成危机背后的人性不会变。 (蒋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