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微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微博]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微博]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 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 ；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 ；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 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雾霾天的影响，PM2.5指数不时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阴郁。
周五早上9点，他例行到公司冲上一杯咖啡后，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前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后，全球大Boss说的那句“目前形势低迷，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的话，让他预感到一丝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David开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说辞来安慰被裁掉的下属：“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维护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没有必要在这里耗，拿着几万元赔偿，换一个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最近几年公司的财报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
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跨国公司的财务漏洞被暴露出来，“四大”的各类官司不断，审计和咨询业务之间的“暧昧”关系更是受到指责。Richard希望能够做到无愧于心。
晚上9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团队仍然在挑灯夜战。Richard起身到茶水间给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这样更能够驱散睡意。他知道为了手上这家客户的上市项目，手下十几号人的团队又将度过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猎头的电话，某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企业亟须找一位财务经理，猎头暗示他，再做个两三年晋升总监并非难事。Richard拒绝了。2007年，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财务总监同样有着“四大”的经历。Richard说，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订单增加。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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