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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衡加剧 劳动力市场再现“普工荒”

2013年04月10日 07:16   来源:经济参考报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节后就业市场发现,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难度大。除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的追求,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工资差距缩小而物价高涨,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之后,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头费”涨至500元

    新春开年,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工业园区及宝山、嘉定、闸北等区专场招聘会现场,发现节后就业市场技术工种招工缺口相对较小,而普工的招工难度较大。

    在位于上海宝山区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上海双钢仓储有限公司人事部负责人金涛告诉记者,节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资也比较有竞争力,现场招聘会没过半,技术工种全部已经招满了。但是普工缺口连一半都没填上,普工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比较弱。

    “节后招工太难了!”在金山区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人事科科长汪保卫带着200个操作工岗位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只招到了个位数的工人。虽然工厂老员工很稳定,但是为明年要投产的三期工厂招聘的100多个新员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参加几场大型招聘会之余,一边联系劳务派遣公司,一边联系西部地区的职业学校进行校企合作,到夏天毕业实习时直接输送学生,捱过这段“用工荒”。

    劳动部门调查发现,企业对一线熟练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庄工业区劳动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许建高告诉记者,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普工难招,为了“抢人”,企业不得不给中介“人头费”,招一个人给500元。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3年基层用工市场前瞻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274家企业中,大部分节后需要马上招工,31%的企业称春节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业表示部分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仅15%的企业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况。超过六成的企业的人事专员表示,基层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难。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体面就业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普工难招主观上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高质量就业的追求。客观上,随着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工资差距的缩小,东部地区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而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进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难度。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劳动报酬,更看重就业质量、生活体验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体面就业已成为他们的自发需求。

    来自贵州毕节的王勇节后早早就来到上海,打算多参加几场招聘会,找一份“技术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战性”的工作,他想优先寻找行政工作,如果没有尽可能找技术工种。“普工没有职业前景,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职技校毕业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没有管理类工作,薪资水平低一些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服务员等“艰苦岗位”,预期工资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打工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得“性价比低”,发达地区对低技能农民工吸引力减弱。

    来自安徽蚌埠的戴怀荣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几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乡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约5元,每个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种地的女儿每个月也能挣2000多元。

    来自四川泸州的谢永胜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两人的生活费1000元,每个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庆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钱就多了。”

    此外,发达地区社保缴纳水平较高,企业往往还有培训等支出,企业实际用工成本增加,无力再给普通工人涨工资。以上海为例,2011年起,凡与上海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从原本缴纳水平较低的“综保”经过五年过渡期转为“城保”。

    上海市嘉定区来沪人员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华民介绍,企业为来沪打工人员缴纳的社保从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为700多元,从今年4月1日起,缴纳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于物价高位运行,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业为了“留人”,薪资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还要在技能培训、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着手,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压力。

    多管齐下完善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测算,16至24岁青年劳动力数量将从2006年的1.2亿人,降至2020年的6000万人;25至55岁的黄金就业人口从2015年起将明显下降,这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紧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2011年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60.4%,而在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18.2%,这意味着受户籍、社会保障等限制,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降低户籍门槛,保障农民工同城待遇,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为其提供“市民待遇”,将有效延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对于农民工“体面就业”的需求,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认为,政府应加强引导,提倡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正确职业观,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错配。“爱白领不爱蓝领”“重体面不重收入”的社会心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政府要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提供就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认为,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劳动是目前劳动就业领域新的发展趋势,针对就业市场心态的变化,政府应做针对性的应对,加强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护,完善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确保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者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实现体面劳动。

    

(责任编辑:毛宇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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