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这只是一个比较接近于零的数字，但作为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当该数据20年来首次为正，在备受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困扰，劳动用工短缺消息频传的上海，这几天被高度关注。一直关注人口统计话题的记者，也不禁为此激动了一下：都说“人口红利”时代已经远去，现在是否意味着“佳期重返”？记者昨天为此专访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他明确表示：数量型“人口红利”将一去不复返，但上海应该积极迎接另一种质量型的 “人口红利”。而不同的“人口红利”条件下，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上海为此可以做的事很多”。
石良平指出，“人口红利”不止一种。常说的那种依赖大量廉价劳动成本的“人口红利”，属于数量型，但供给不可能无限。何况，掌握一定技能的熟练工，也不可能一直满足于低工资水平。加上我国收入倍增计划的推行，寄希望于低劳动成本的“人口红利”，已不可能。但是，还有另一种“人口红利”，即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技能所带来的新红利，其能量不可小觑。
这种观点，与近日经济学家厉以宁抛出的“技工时代论”不谋而合。厉以宁提出，“旧的人口红利虽然可能消失，但却会出现新的红利。具体到中国，从低成本支撑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的廉价劳动力的角度，人口红利确实在消失，不过只要措施得当，新的人口红利也会接踵而至。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一定意义上宣告了技工时代的到来，况且，技工时代后面还有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
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一个问题：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在中国投资的绝大部分跨国企业并没有因此离去？研究得出的解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具备较高素质、较好技能的成熟劳动力，这样的熟练工的培养是需要时间和机会的，没有形成这种基础的地方，资本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产业链，包括加工、运输、服务和市场流通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配套，而且中国东部地区还有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可以与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形成配套，所以产业布局的转移并非只看简单的劳动力成本高低而决定。
由此可见，告别数量型“人口红利”，上海大有机会。既然劳动力数量不可能继续扩张，那么就要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石良平指出，中国尤其是上海，现在已经不能和其他地方简单比拼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劳动力素质，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对新进城的务工人员进行再教育、再培训，让他们成为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以配合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
同时，还要针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之间存在的断层问题，通过设计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弥补。比如，过去我们的加工产业是配合出口导向的，在国际订单下降的情况下，加工业不知该做什么了，这就需要让科研机构、国企的研发中心发挥作用，从而引领加工型企业转型。石良平指出，不同的人口红利条件，应该顺势而为选择不同的产业结构。今后的上海，应该成为创意中心、营销中心、资金调配中心，这些都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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