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党和政府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元：改革开放后，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科技事业不断实现新的跨越，探索和实践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党的十七大前所未有地将自主创新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十六大以来这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明确的战略部署，其密度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几乎是每两年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2006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又出台了“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和规划”。2010年，我们颁布了“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前不久，又召开了全国的科技创新大会，其规模和规格都是出乎预料的。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创造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一次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目标，第一次围绕着激励和加快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制定了10方面、60条政策。“三个第一次”构造了围绕创新的完整的规划，对中国整个科技进步和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长期和深远的意义。
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使全社会在科技创新上达成了高度共识。规划纲要的颁布和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目标，实际上为结构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找到了根本的途径。2011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达到8610亿元，其中企业占比重达到74%以上。这不是空头口号可以喊出来的，说明规划基于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达到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全社会达成共识后，有利于形成基于企业为主体的广泛的社会创新体系。主体的创新热情，是一个国家提高创新能力的最重要源泉。如今，科技创新的活跃程度和参与范围越来越广，大学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意识增强，主动和企业结合，这种转变有利于我们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迈进，升级换代。
《经济参考报》：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推动，而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强力助推。当前，科技和金融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相互结合，科技金融在推动创新方面都发挥了哪些作用？还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加强？
王元：根据我们研究院的观察，科技金融近两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不过，投向创新前端的投资比重还很小。回顾近些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和创新过程的发展，我发现我们擅长一些东西，但又不擅长一些东西。
我们擅长什么？擅长筹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抓住现成的市场。只要有投资热点就蜂拥而上。同时，我们又不擅长一些东西，包括对技术价值的发现。一项新技术，也许是处在萌芽期，也许已经变成产品形态，但是对它价值的评估还缺少成熟的经验。我们看到，风险投资虽然每年都在提高，但是高达80%的投资依然在产业后边。
创新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技术和产品，它是市场要素集合的结果，我们往往用研发代替创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仅仅有技术创新和新的产品，它有可能实现不了整个创新过程。还有，企业往往熟悉老的市场和广告宣传，而不太擅长拓展新市场。
这些擅长与不擅长，有着很多体制与机制的问题，这也是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要着力解决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为此，我认为今后应该从几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需要把握产业发展的规律。我们过去讲企业主体，往往认为就是抓某个单独的企业，所以在科技资源的配置方面总是向优势企业、龙头企业倾斜，但是恰恰忽视了企业主体第一个本质的含义是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竞争的机制来设计我们的指导政策。企业主体的本质，是要求政府的政策更靠近市场，更符合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如果没有产业，我们抓不到企业。因此，企业主体并不是一个个的企业，而是要有以产业为基础，恰恰在这方面，我觉得至少从科技部门来说，不同产业只抓企业的工作的格局和方式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许多行业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院所和大的企业，但是没有明确路线，没有成熟的产品系列，有企业而没有产业。国家抓了很多企业，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或者有竞争力的产业。
第三，财政和科技金融之间的通路要打通。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说在财政的科技投入当中，一直把科技投入和创新混在一起。从商业运作来说，又更加注重于已经成熟的产品或者已经呈现出现成市场的新技术。
现在中央财政的科研经费投入已经达到2400多亿，但是在科技投入的同时，我们确实还缺少一种更有效的机制能够随着研发的进程和对研发技术价值不断地出现来进行商业融资。我们很习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同步，习惯一些科技项目由企业来融资。
最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它的技术形成，更重要的是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厂商和生产商共同创造一个能够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商业模式。现在在LE D的推广上，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商业模式，但是无论是新材料也好，还是高端制造业也好，都需要寻找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使投资更有效，使厂商能够在新的技术应用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更大的价值。
《经济参考报》：面对未来国际激烈的科技竞争，我国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未来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是什么？
王元：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新特征，我称之为“技术时代特征”，即绿色、智能和泛在。各国都罕见而频繁地提出创新战略，各个领域正呈现出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技术一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研发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极其频繁和罕见地颁布框架和战略。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
当前，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我国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国家必争、高成长性、产业。
第一个关键词：国家必争。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本质要求。不是所有地方都要争，但像大飞机这样的产业只有国家争，否则地方是争不进来的。因此，国家必争非常关键。再比如发展新能源，虽然在未来五年或十年，新能源在能源总供给当中依然将占据较小比重，但是当我国掌握了新能源技术，拥有了新能源的产业储备，当具有新能源发展的基本政治意愿时，我国在气候谈判、国际石油价格竞争、国际角逐当中就会越来越具有发言权，这是国家必争。关于投资回报，不要只看到企业投入十年之后仍收不回成本，应当看到这种发展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其实是要创造更大的财富。
第二个关键词：高成长性。在短期或长期预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是一个高成长性产业，该产业的增长率将高过其他传统部门，这也将成为其特点之一。
第三个关键词：产业。当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时，一定要注意它是个产业。所谓产业有四个要求：第一，有主导技术；第二，有成规模的市场；第三，有商业资本的进入而不仅仅是靠国家的投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创造出一种相对有竞争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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