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经济快速发展。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民间的借贷活动非常活跃。近年来，在股市、楼市不再是主要投资方向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成了温州游资的主要流向。然而，如今温州活跃的民间借贷，在一系列“跑路”、跳楼、崩盘事件发生之后，仿佛进入了“冬眠期”。
如何看待近期的“温州危机”？我们认为，“温州危机”实质是“信用危机”。我们知道，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得益于民间金融，而民间金融和它的信用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信用体系，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的信用。据悉，在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之前，温州人内部信用非常好，甚至不用打收条或字据就能借到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但是这场风波使温州的信用降到“冰点”。温州问题从表象看，是民间金融“高利贷化”，但是其背后应是产业“空心化”，是虚拟经济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以致于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可以说，产业空心化的延伸，造成了今日之恶果。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高利贷的危害。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早就指出，利息是同地租一样公道、合理、符合自然要求的东西。但是高利贷具有典型的剥削性质，其利息已经远远超过马克思所云的最高境界“利润”。马克思认为，利息率的变化范围应在“零”和平均利润率之间。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和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为了防止资金链面临断裂的风险，有些温州企业只好求助于高利贷，有的高利贷月息高达6分、8分之多，正所谓“不用高利贷是等死，用了高利贷是找死”。
义乌的经济比较发达，民间资本活跃也是由来已久。我们应从温州信用危机中，得到哪些警示呢？第一，为非正规金融正名。治理高利贷的良方，就是增加资金供给主体，发展草根金融以支持草根经济，构建“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打破银行垄断。第二，让民间金融“阳光化”，“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接受监管，会推动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第三，走出地缘、血缘之上的“熟人社会”信用，重构现代“契约社会”信用体系，靠契约办事。第四，要建设金融业乃至全社会统一的征信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构建现代信用体系，加强全社会信用建设。
温州这场民间借贷危机的实质是信用危机，而信用危机最终将会带来制度规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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