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超越人口红利》、《穷人的经济学》和《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对话背景
蔡昉是最早预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他判断，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最突出的人口结构特点——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将不再存在。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特殊的国情，使中国在比其他国家短得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人口转变，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由此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未富先老”的发展特征。“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此被提出。
理论上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实现不了这个跳跃就会落在这个陷阱之中
中国青年报：“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有必然联系吗？
蔡昉：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分流，欧洲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仍然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看作二元社会，一头是农业经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济能不能得到发展取决于——能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把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如果真正吸纳到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劳动力的时候，经济就进入到转折点，面临着向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过渡。
高收入发展阶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定义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中速度不会很快，因为每走一步都需要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但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结束时，向高收入阶段即新古典经济迈进仍然需要惊险的跳跃，那时候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投入和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就不管用了，必须靠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生产率提高，这是非常艰难的。因此，理论上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实现不了这个跳跃，就会落在这个陷阱之中。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实际案例。
中国青年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共性？
蔡昉：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管它的含义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我们仍然想尝试着找到共性的东西。我把它归纳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部曲，四个步骤走完了，一个国家往往就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了。这四步分别是：第一，经济增长正常减速，如果应对不当，就发生第二步，减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第三步，经济增长停滞以后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政策进一步被俘获，结果就是第四步，体制就会被固化，改革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这样就变成恶性循环。
从直接经验看，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到了一定阶段通常会减速。有人说可能会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比如人均7000美元，有人说可能是人均17000美元的时候，都是按购买力平价算，到这个水平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减速是自然的，比如，你成长到一个阶段，自然就不会像小孩一样一年长好几公分，即便23岁还会蹿一蹿，归根到底23岁以后不会长个的。
急剧的人口红利消失，决定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一下就降了下来
中国青年报：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步伐慢慢放缓，一些经济学家也进行过论述，认为与当下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逐渐消失有很大关系。
蔡昉：是的，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什么？通常人们说制度条件是靠改革开放创造的，改革开放消除过去的体制弊端，就保证了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为什么能实现长达三十余年接近10%的经济增长，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呢？一定还有其他的经济增长因素，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
如果把中国过去30多年接近于10%的GDP增长速度做一分解，贡献最大的大概70%是资本的积累，看起来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和人口也是有关系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提供了积累的机会，储蓄率就可以达到很高，经济增长可以有资本来源。当劳动力无限供给，你只要有积累，就可以投入物资资本，资本报酬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支撑我们靠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果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地投入其他的要素，这个投入的回报率是要下降的。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直接表现为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红利，抚养比也是人口红利。继续再分解的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可以实现重新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和人口红利因素密切相关。这样，整个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与人口因素相关。如果人口因素的变化方向变了，整个经济增长趋势，比之以往就会发生逆转。
中国青年报：关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有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来作支撑？
蔡昉：2010年我们做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增长到它的峰值，2010年之后这个形成劳动力的基础就是负增长，第一年负增长的数量不大，第二年一下减了345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个结果。和这个相应的就是人口抚养比，过去一直在下降的人口抚养比也开始上升。所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变化是从负到正，是根本性、决定性的转折，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回报率、资本投入效率，也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严格来说，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因此，由人口红利助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必然相应地降下来。由此，我们推算潜在增长，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所能支撑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会有下降。
在“十一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5%，实际增长率也是两位数，“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降到7.2%，按这样的速度，到“十三五”的时候就会降到6.1%，急剧的人口红利消失，决定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一下就降了下来，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中，7%、6%还算比较好的增长速度。这种减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人口红利是特定阶段助推经济增长的优越的条件，并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很自然的过程。
要求运动员超过其潜在运动能力，“受伤”就是必然的
中国青年报：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人口红利的消失，会犯哪些错误？
蔡昉：如果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特定转折时期，承认不承认某个转折点的到来固然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做的事情没有与转折点及其挑战对应起来，不能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台错误的刺激经济的办法。
我国去年经济增长是7.8%，今年第一个季度是7.7%，很多人就很难接受。有的经济学家就会建议，主张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比如，有人建议推进城镇化，但这里所建议的作为推动投资需求的城镇化，其核心不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而是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扩张，以及城市面积扩张，也就是试图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人说的开发中西部，也是着眼于大规模拉动投资。
这些所谓“新增长点”本来是一些短期拉动需求的因素，相当于在竞技体育中，行政部门的要求、社会上广大网民的期待，或者广告商的诱惑，作为一种需求因素，拉动运动成绩，试图超过运动员的潜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性地导致运动员“受伤”。所以，我们要把决定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的因素，与决定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缺口的需求方的因素区分开来。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与潜在逻辑增长率脱节了，如潜在增长率是6%或7%，而我们还要达到实际9%的增长速度，就像竞技运动一样，要求运动员超过其潜在运动能力，“受伤”就是必然的。这里，“受伤”就是指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扭曲、保护落后等。
中国青年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会出现哪些社会问题？
蔡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因为高速经济增长，即使分配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蛋糕仍然是逐年扩大的，在中国就是以9%~10%的速度扩大这个蛋糕，即使有人拿到较大的份额，有人拿到较小的份额，但仍然可以达到人人都获益的结果。如果经济减速，减到了7%，你又不愿意接受，犯了很多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使它一下降到了3%或更低的水平，那就意味着，蛋糕不再做大，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人们所有的努力都变成寻租，尝试着重新分这个蛋糕，这样有的人谈判能力强，有更大的资源分配影响力，就得到更大的份额，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应有的份额，就导致收入分配的绝对恶化。
拉美许多国家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且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没法做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中国也遇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虽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率显示，2004年之后似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因为这个数据主要还是反映表面收入——即劳动收入，而资产带来的收入，资源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收入，有人把它叫做灰色收入，在统计数据中会有明显的遗漏。80%的灰色收入被10%的最富裕收入群体所拥有，把这个收入部分加进去重新计算收入不平等指数，它还在继续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不能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青年报：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不能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那么容易，并不是必然的，我们还距离很远，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这种命运。
当下，需要正确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现在，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短缺，以及非熟练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2004年以后，我们一直遭遇着民工荒，直到去年经济增长降下来了，但我们还是听到民工荒、招工难的呼声，而且农民工的工资是持续上升的，所以我把2004年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但改革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段话很有针对性，很有深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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