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在这一举动引发各界关注的不久后，穆迪也于4月16日确认对中国政府债券的评级为AA3，同时将评级展望从正面调整为稳定。惠誉和穆迪下调评级主要基于政府债务及信贷快速增长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一直被广泛关注，是因为其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有业内人士表示，“已失控”的地方政府债务需要得到有效管控，并对这场隐现危机提高警惕。
难以统计的隐性债务
监管上的漏洞及近年来无实质性改观的信息披露不对称，使地方政府累计举债数额究竟有多少，犹如“哥德巴赫猜想”
“在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其规模不断地扩大，蕴含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2年年末，中央和地方的债务总额为15万-18万亿元，约占GDP的29%-35%。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2012年底，地方政府未偿还贷款总额达到9.2万亿元人民币。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则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最近，据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中国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不同的数字说明地方债统计的难度。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同时，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负债规模难以统计。
规模庞大的地方贷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隐患，如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引发银行大面积的坏账，并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白朋鸣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旦破裂必然将引发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而在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其规模已经越过了红色警戒线，只是在当前土地政策的支撑下还不至于破裂而已。”
“由于前几年地方突飞猛进的投融资刺激，让一些短期不具备持续还款能力的项目亦得以上马。由于其本身就存在盈利难以维系还贷能力的问题，即使债务展期，也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界人士指出。
2013年各省的财政预算报告也显露出对地方债务的担忧。浙江省2013年财政预算报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还贷高峰期，一些市县财政资金调度的压力较大”;吉林省也提出，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一些政府性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各级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湖南省的预算草案则直接点出，“偿债压力很大，一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存在隐患，财政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涌动的城镇化投资冲动
虽然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收支缺口，但仍然难挡他们投资的冲动
“平台贷款风险监管面临较严峻挑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最近一次银监系统内部会议上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在换届完成后，极有可能产生新的投资冲动和较大规模投融资需求，从而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控制面临较大压力。
尚福林称，贷款到期时间较为集中，财政代偿压力较大，预计共有3.49万亿元贷款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2012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万亿元，已超过2012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5倍，如果加上通过债券、信托等渠道融资的债务规模，这一比率将更高。
由于大的制度环境缺乏突破，导致经济领域创新动力不足、增长疲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刺激就业、社会稳定等多重压力，最后被迫以城镇化作为突破口。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预防金融风险。城镇化过程中的过度借贷，将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
而早在本轮城镇投资大幕开启之初，不少业内人士就曾表示，不排除部分地方政府借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通过融资平台来吸纳资金，造成地方投资大幅攀升甚至“过热”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里，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投资规划。四川4.3万亿元、贵州1.7万亿元、浙江未来五年投资超10万亿元、广西1.5万亿元、江西6694亿元、广东7869亿元、云南3770.55亿元……而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看，全国各省、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20万亿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下，一些地方为了获得更多融资，以新型城镇化为由，包括县级以下开发区、镇等也希望通过建立这种平台来扩大融资。但由于较低层级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经济基础弱、收入来源少、风险相对较大等，这可能会对某个地区本已不小的偿债负担带来新的压力，从而增加这一地区的平台债务违约风险。
白朋鸣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依旧活跃着政府的身影，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市场里建立起来的，因此要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融资冲动，最有效的方法依旧是采取行政引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之所以不断扩大，关键在于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因此要抑制其融资冲动，就必然要改变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税收分配，扩大地方财政的税收来源。
防控风险的制度闸门
一再收紧的监管政策并没有阻挡“极度缺钱”的地方政府的融资脚步，因此，需要给政府的融资平台加道闸门
据了解，各地融资平台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难以统计，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仍然是个未知数，就更加剧了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虽然银监会出台了“463号文”和《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文件，收紧了融资平台的贷款、债券等，但地方政府仍然能找到规避的办法，比如说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及城投债收紧背景下，基建类信托死灰复燃，为地方平台贷的控制增加了新的难度。
有业内专家分析，从目前看，地方债务还在继续扩大，未来财政收入增长必须赶上债务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化解风险。然而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在减少，未来如何发展充满悬念。
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业内专家认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消化旧债，遏制住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制度，控制新债规模。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将地方债分为显性、隐性、直接以及或有债务，分门别类，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通过研究制定一些制度，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因此，有专家提出，在治理、消化已有地方债务的同时，应该运用阳光融资和透明、可预期、受公众监督、讲究规范、有利于控制风险的地方债，去置换、替代不规范、风险不容易控制、不健康的地方融资平台等形式的隐性负债。今后从举债的形式看，公开和显性化的“阳光融资”，是防范公共风险的制度建设与治本之道。
对此，白朋鸣认为，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规模之所以难以控制，在于其将资产组进行打包处理，因此银行作为中间人，首要做的便是将原来的资产组进行分拆，单独核算相关债务的风险;其次，财政部应该建立公开地方政府债务的实施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处罚机制;最后，审计署应该加强审计力度同时定期公布审计结果。
他还认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发债模式是地方政府发债而中央代理偿还，在现有模式下要完善地方政府发债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控制发债规模，尤其是保持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一定比重;二是规范审批程序;三是公开债务信息，在此之前需要将原先的债务进行分拆;四是完善偿债方式，杜绝过去以新偿旧的偿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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