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新近出台的出租车改革方案中，人们发现，政府开始向市场学习新的方法，这也带来了更难的考题。
这半年来，不少北京乘客通过电召方式缓解了“打车难”。很多年轻人发现，用手机下载一款应用程序，输入自己的所在地和目的地，如果有空驶的出租车正在附近，就可通过软件应答乘客。
去年9月上线的嘀嘀打车就是一款打车软件。其创始人程维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该公司最早通过与出租车承运公司合作等方式向出租车司机推广嘀嘀打车，鼓励司机使用智能手机。他们免费为司机登记、装机、教司机用手机接单。推出3个月时他们做过统计：交通高峰时段成单率达50%，非交通高峰时段成单率达80%，单日平均成单率约为70%。
在这个应用程序的界面上，有加钱选项：最低5元，还有10元，最高20元。不少用户告诉本报记者，一般不加价就可约车，但当特别需要打车或高峰时段、拥堵地区，他们会选择逐步加价。
在反对者看来，这个做法突破了政府的价格管制，但很多乘客和司机认可使用这种方式。家住北京市五环外的崔女士告诉记者，与其打不着车，适当加点钱能换来不少方便，还是值得的。
记者在一辆安装了该软件的出租车上看见，几乎每分钟都能进来一两条用车信息，司机也会逐一评点，“这活儿不错。”“这个时间去那么偏的地方，得适当加点钱才能约上。”与此同时，他的电话呼叫台一次也没响过，“活儿少，每单固定加3元，还常常被乘客爽约，不太实用。”
嘀嘀打车的信用机制是：打到车的乘客与司机可以在嘀嘀打车上互相评价。如果乘客有一次爽约，被司机举报，该名乘客的电话号码将被禁止使用一周，如果爽约者被举报3次以上，将永久禁止该乘客使用该软件。如果司机未能如约而至，乘客给司机差评，会直接通报给承运公司，按拒载投诉处理。尽管乘客可以换一个手机号或另一个品牌的打车软件逃避信用机制，但比起过去的电话呼叫台，毕竟有了约束。
4月17日，程维告诉本报记者，北京出租车调度中心96106和嘀嘀打车合作，将于4月20日开通，让没有智能手机的出租车也能接订单。届时，北汽、首汽、新月等公司3万辆出租车，加上嘀嘀原来的2.5万名的哥，该软件可覆盖北京4万余辆出租车，占总数的六成。
北京市交通部门注意到了市场的新动向。
媒体去年年底曾经报道，北京市交通委曾整合本市5个出租车监测调度中心，推出手机打车客户端。
在这次《意见》细则的解读中，李晓松将电召服务称为一种“革命性”的业务，以此改变目前街边招手即停的“中国式打车”习惯。将来，北京市会建立统一特服号码的调度平台，推进联合电召服务，培育电召服务新业态，“预计2013年，乘客提前4小时预约，叫车成功率可达到99%。”
政府的好心和市场动向接驳本是好事儿，但怎么操作值得关注：比如，打车软件的加价行为，该不该管？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将专门出台叫车软件标准，凡是达标的软件企业都可以继续运营。但北京市交通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目前加价叫车的行为将被制止，“这是一种议价行为。今后，软件叫车的费用也将固定，估计为几元钱。”
事实上，政府主导的传统电话叫车业务在北京存在多年，但一直发展得不温不火。一个出租车公司负责人曾告诉本报记者，这是因为一些乘客的诚信意识和使用习惯有问题，政府和公司已经做到位了。
类似嘀嘀打车这样的民营叫车软件的兴起，用事实反驳了他的话。
对于禁止涨价的消息，程维表示，该公司目前还没有接到关于此事的正式通知。
那么，政府是不是该管住目前正红火的市场行为，怎么管？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军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律问题。即乘客自愿加价呼车而司机前往接受，是否违反了票价管制？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司机“不得与乘客议价，不得向乘客索要财物。”王军表示，从法律解释上说，第15条的目的是防止司机欺诈、胁迫乘客，或者乘人之危赚取不当利益。但是，使用嘀嘀打车是乘客自愿加价，是乘客自愿花较多费用购买更快捷的服务。“我认为，应该不在法规禁止之列。”王军说，从社会效果上看，这种自愿加价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对人们市场交易行为的扩展，是矫正或者弥补出租车价格管制缺陷的创新，是有利于舒缓打车难的技术创新。政府不应该扼杀这样的创新，而应该保护和鼓励。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表示，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服务需求，可以做出一些市场化的安排，价格变化就是市场化的措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漫天要价，消费者会有怨言，也会用脚投票不再考虑这种服务。“对于加价幅度要有一个控制。要对老百姓和出租车司机进行调查，然后确定加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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