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再结合城镇化的需求，地方用债务平台等方式筹集资金，假定投资又出现了过剩，假定增长没有效率，那么金融(资本)大量发放之后，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就会增大，这是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一谈到城镇化，全国一窝蜂而起，大量花钱，这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一个银行倒闭了就引发一连串的倒闭，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资金链就断了，相互就欠债了，这个要预防。”厉以宁说。
值得警惕的是，潜在的金融风险正在地方蠢蠢欲动的投资冲动中发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7日在政协经济组联组讨论中发言说，目前地方政府对于经济高增长的过度偏好，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竞赛，依然是非常强烈的。从各省在两会前发布的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31个省区中有24个超过了10%，80%的省区增长目标都在10%以上。“如果把地市级做个统计汇总，增长目标做个加权平均，可能会比全国7.5%的目标高出4到5个百分点。”
“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的高速度，投资的高速度，以及对银行融资增长的高速度，这三者关联性是非常强的。”潘功胜坦言，人民银行在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操作上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国家稳定以及防范风险，在这几个变量中寻求一种平衡，寻找一个合理适度的社会融资增长规模。
“在中国如果产生重大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一大批银行贷款出现问题，而政府债务有可能是引发银行贷款问题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据董大胜估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风险总体可控。
全国政协委员、国开行监事长姚中民也说，以负债余额与财政支出的比例计算，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21%左右，是可控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地方负债不能都看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关键要看融资平台的偿本付息能力，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覆盖需要偿还的资金。
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融资上的困难，以及还本付息上的困难，要防止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我国大部分银行都是国有控股，金融风险会反过来转化为财政风险。”董大胜强调。
在投资冲动之外，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在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存在问题，这将本已潜在的风险扩大化。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营企业互相持股、互相投资、互相担保，两者的资产债务完全打成一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李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有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不到位，就通过地方国营企业非法调动资金，虚假充实其资本金，使其有融资负债能力。有的控股公司投资层级高达八九层，控股、参股的子公司、“孙公司”加起来上千家，非常混乱。
对于如何防范金融风险，董大胜建议，一是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设规模要和地方财力相适应，不能靠无限制的借贷来进行地方建设。二是要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引起重视，加强管理。不能允许地方政府无限制地借债，借债要纳入政府预算，通过地方人大来加强监管。在银行方面要有严格的独立审贷，不能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影响贷款发放。
潘功胜也表示，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融资，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举债融资，其规范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存在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所以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是非常值得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包括投资规模等的规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事权和财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相匹配，培育和完善地方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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