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减速，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全球经济在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动下，虽然步入了复苏轨道，但很快又陷入了中心国家政府财政政策恶化的困境。美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收紧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风险来源。与此同时，随着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全球格局的调整，局部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纷争也日益加剧。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所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动荡，使得亚太地区成为热点。争端的出现在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挑战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地区乃至世界战略平衡格局调整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具体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原因，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意义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调整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而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基础都源于东亚经济在全球战略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一、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及其特点
2012年全球经济仍然居于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是与以往年份相比，全球经济形势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一）前所未有的“双失灵”困境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
2008年全球经济的衰退是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破灭的必然结果，而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的减弱则更为明显地表现为各国反危机政策效应的下降。
在欧元区，成员国对商业银行的危机救助，导致政府主权债务率不断攀升，引起主权债务信用危机，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会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而引起新一轮的银行危机。如此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得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来源。
在美国，在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尽管经济增长步入了复苏轨道，但是失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反还呈现出了失业现象长期化的趋势，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采取的进一步刺激手段却遇到了国债上限的制约。
同样，2012年日本经济虽然增速尚可，但是从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季度波动仍然较大。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灾后重建及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消失。事实上，2011年日本地震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出台和准备出台的补充预算支出总数已达22.5万亿日元。如此巨大的政府支出，并没有稳定日本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相反，这还限制了日本政府进一步的经济刺激空间。
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悬崖”挑战。在货币政策上，发达国家也同样在实施进一步扩张性政策。美联储在2012年9月出台了QE3；欧洲央行在2012年2月实施了第二轮的LTRO，9月又推出了没有规模和时间限制的OMT，它被认为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也在2012年9月宣布增持日本国债，释放出了10万亿日元的流动性。持续的量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非但没能确保经济步入稳定的复苏轨道。相反，进一步运用刺激手段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与2008年的增长放缓相比，尽管2012年世界经济从增长速度上看并没有出现总体上的衰退，但是，从增长的动力源（600405）上看，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失灵”困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开始凸显
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四年之后，人们逐渐在危机的原因认识上形成共识，认为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储蓄过剩所带来的利率下降，以及消费领域美国居民需求的过度累计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各国在采用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性被不断加以强调。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中心国家的“大缓和”现象，还是外围国家的增长“奇迹”，全球经济失衡均是其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增长模式，就一国国内的宏观政策而言，必然与反危机政策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冲突。
从国别间再平衡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理论上的潜在冲突在2012年已经转化为现实的冲突。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践来看，在危机后各种再平衡手段的实施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略有改善。美国经常性账户的逆差占GDP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减少到2012年的3.1%。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的经常性账户与GDP的比例也都有所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作为整体，经常性账户的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最高值6.6%，下降到了2012年的0.9%。但是，在贸易失衡程度降低的过程中，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三）从贸易保护延伸到经济安全的保护
2008年危机之后，“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依然延续至2012年。但在2012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延伸到对国民经济安全的保护。
2010年以来，美国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实行投资保护主义。为了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复兴，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设置各种障碍。一度不受人关注的机构——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显得格外活跃。通过这些措施，美国一方面对国内相关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国内高科技技术的对外流失。
2012年全球经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主义的倾向。即，在发达经济体的“双失灵”现象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增长目标相互冲突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溢效应，采取一些应对策略。这种应对策略，在宏观层面通常表现为政府对金融开放程度以及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态度会越发谨慎；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对传统产业投资的支持力度下降，而对新兴行业的研发扶植政策又缺乏信心。
（四）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内生性下滑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国内需求的下降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的恶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不能完全由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和外部融资的条件恶化来解释。这是因为：
（1）面对外部需求冲击，一些长期拥有贸易顺差的外围国家，是通过国内的财政刺激或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替代外部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这种政策在2008年危机的初期阶段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新兴经济的总体增长业绩好于发达国家经济体。但在同样的外部需求不振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总体出现了经济增长势头的下滑。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第一，发展中国家财政刺激的效应也是有限的；第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不仅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也失去了投资的方向，经济增长停滞出现了内生性特征。
（2）在新兴市场体之间，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也出现了差异。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原来的贫穷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进入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转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有差异的，宏观经济目标也会由总量目标向质量目标转移。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则与石油价格的下降有关，拉美一些国家增长面临的问题则与中国经济增速的调整有关。
（3）2012年，全球并没有出现IMF曾经预测的流动性紧缩的现象，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但是，全球的资本流动特别是FDI却出现了异常变动，追求高收益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向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涌入新兴工业经济体。这同样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内生的不确定性的变动。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意在何方
全球格局调整所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动荡，在2012年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亚太地区继中东和北非之后成为了全球热点。究其缘由，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主要缘于两大因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意义；其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调整。
（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及现实表现
中国经济崛起的实际含义是指中国经济的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产值在世界的占比达到19.8%，超过美国的19.4%，首次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从总量崛起的过程来看，它必然会对原有的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图1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在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与美国经济规模的下降相伴随，这说明在步入新世纪（002280）之后，利益的冲突开始出现，并且在2008年之后不断加大。这实际上从经济层面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越来越大，遏制中国崛起的动力越来越强。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2005年前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外围国家赶超的过程中，容易与先发国家产生利益冲突。
其次，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的过程而言，与日本经济总量超过欧洲强国不同，由于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在全球经济大国的行列中，欧美世界并不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
第三，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分工格局的结果。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与中心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得如果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断，都会使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实施遏制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第四，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依赖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实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东亚板块来讲，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过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日益深入，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格局逐渐从顺差转向逆差。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逐渐巩固的过程中，东亚内部的国际分工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中国与东亚经济体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拉美、大洋洲地区一些国家的矿产开发业的发展，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五，正因为中国的崛起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并没有带动中国金融地位的提高。尽管近年来，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在不断提高，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却很低。另外，无论从人民币在世界外汇市场的交易比重，还是中国在IMF的份额权重来看，中国的金融地位远滞后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制约，导致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学解读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所受到的压力有相似之处。
中日两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是美国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并处于贸易失衡的顺差一端。因此，美国对这两个亚洲国家的遏制通常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手段施压，以达到压迫其对手提高汇率、开放市场、调整制度的目的。问题在于，虽然美中贸易逆差所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日美贸易摩擦最严重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所受到的美国贸易制裁的严重程度却达到了与当年日本相当的水平。这说明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掺杂进了更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
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是纯经济的目的，因此，我们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遏制战略定性为阻止中国由经济大国向影响力大国的转变。以此逻辑，我们就很能理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美国重返亚洲这一国际经济战略的调整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其二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看，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奇迹”产生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板块一直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1990-2011年期间，东亚及太平洋（601099）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在8.6%以上。而该地区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无论世界经济失衡格局进行怎样的调整，与美国贸易逆差对应的顺差国总是在该地区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都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因此，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对美国全球中心国家地位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应对全球格局变动的角度出发，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亚洲和太平洋沿海的经济增长前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亚洲地区，无论美国运用军事上的硬实力还是外交上的“巧实力”和“软实力”，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格局中积累对该地区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而不是彻底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由此判断，该地区的风险，在目前的格局变动中不会超出欧洲主权债务风险的程度。
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这一点更能解释2009年之后重返亚洲的战略转变。尽管，我们认为美国目前存在着内部经济增长目标与外部经济再平衡之间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但是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再工业化”与贸易“再平衡”是统一的。美国这一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我们认为，受美国国内供求结构的制约，“再工业化”不能与进口替代的对外战略相对应，其理由有三：（1）美国的生产结构中，生产率水平高的行业恰恰是贸易程度低的行业，反之亦然，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是非效率的。（2）进口替代的再工业化，尽管能够缩小贸易逆差的规模，但是这一过程会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如果低端制造业的回流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则说明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水平高，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而非劳动投入的贡献，这对实现就业增长目标不利。如果要通过制造业回流来提高美国的就业水平的话，则进一步说明，这种产业的回归是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对于经济增长目标是无意义的。（3）从微观层面看，在失去了市场份额、固定资本、投入供应网络、产出营销网络、生产技能、专有知识和相关制度后，重新积累生产能力，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实现的困难。
其次，从外部平衡的角度看，贸易再平衡应该是在不改变美国供求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外部需求来实现。然而，美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行业，又是可贸易程度较差的产业。但是，如果美国有能力将非贸易产业转化为贸易产业的话，贸易再平衡就有可能成为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影响这些行业贸易特征度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不是运输成本，而是制度环境。在美国的产品生产行业中，农产品（000061）和高端设备也都是具有较高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前者的可贸易性程度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后者的可贸易性受制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政策等。由此，我们判断，美国贸易再平衡的出路在于实现美国产出中非贸易品向可贸易品的转化。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依赖于多边和双边范围内各层次的国际磋商机制，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转变。在目前全球贸易体制无法推动这一体制的情况下，美国会试图建立新型的国际协调机制来替代传统的世界经济组织。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开拓潜在的市场。作为具有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亚洲经济体无疑是最佳的交易伙伴。
最后，我们对美国贸易再平衡的真实意图也存有质疑，如果贸易平衡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贸易再平衡的指向就是降低直至完全消除贸易逆差。但如果贸易平衡不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那么，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战略的指向就是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增强贸易逆差状态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下较少对贸易顺差国的经济依赖。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消除赤字有助于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无法充分攫取美元国际地位所能带来的利益与控制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摆脱悖论的方法在于，一方面维持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维持美元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战略的指向应该是，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在赤字利益、赤字融资约束与美元国际地位之间进行权衡，从中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
如果我们从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增强贸易逆差状态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下减少对贸易顺差国的经济依赖来理解美国的贸易再平衡，那么亚洲经济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平衡中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美国贸易逆差规模的可控性和可持续性，需要亚洲贸易顺差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与之协调；而减少对贸易顺差国经济的依赖性，主要取决于贸易伙伴的可替代程度。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合作国的选择上会体现其外交“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优势。
三、应对世界格局变动的基本策略
对总的世界格局变动的把握，我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自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格局处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新旧格局的交替和调整，既会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导致民族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和纷争。第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之间地位的交替所导致的格局变化，都不会以直接的军事冲突作为调整手段，这是由于战后全球经济的发展所创造出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任何采取极端形式争取全球化利益的国家，都会付出沉重的经济成本。第三，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处于格局变化的过程之中，增长乏力与利益冲突的格局特质，似乎偏离了“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互利共赢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就长期而言，全球经济的发展还会回归“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基于这三点认识，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努力促使世界和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而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利益也依然来源于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存在。
然而，我们也还要充分认识到，2012年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一些特征，不会在短期中消失，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不乐观，为此，我们必须在战略层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具体而言，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对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不应该设立高水平的发展目标，这其中既包括总量增长目标，也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目标。
第二，面对发达国家“双失灵”的困境，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应该以防范双重不确定性风险为主，即发达国家实际商业周期波动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政府应对市场风险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风险。
第三，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平衡是内部平衡特征服务于外部平衡特征，国内体制的转型进程服务于国际惯例接轨进程。然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动荡的环境中，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巩固是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所在。同时，这种制度的完善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格局的基础。
第四，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也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之上。短期中，我们的外向型制造企业面临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但是，美国的这种战略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因此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政策手段加以回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对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实行制度性保护。
第五，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确是存在的。双边贸易的失衡是双方经济增长利益实现的共同方式，而未来美国失衡规模和失衡模式的维持也需要中美之间的政策协调。中国应该将这种共同的经济利益上升为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维护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来化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风险。
第六，全球经济的竞争已上升到体制层面，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利益的争夺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的东亚模式，往往在赶超过程中体现出了制度的优势，但当东亚国家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之后，政府宏观政策主要面临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战略的挑战。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国家的宏观政策出现了失误，这种政策失误，直接导致了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中国借鉴。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