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3日讯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先生21日做客中经在线访谈，就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下调背后及我国评级行业发展进行解读和探讨。以下是访谈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中经在线访谈》。今天我们的访谈主题是，发达国家信用主权下调背后，以及我国评级行业发展。今天我们将对话的嘉宾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理事、亚洲债权市场建设小组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负责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先生。您好关总，欢迎您。
关建中：您好。
主持人：那么在去年大公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在今年又调低了英国、日本的信用等级，同时也维持法国信用评级的负面观察。这在国际上可以说引起了一片哗然。那么这个评级背后的一些背景和意义，请您和大家做一个简要地介绍。
关建中：这个背景呢也很简单，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跟踪评级。也就是说按照管理的话，我们初次评级发布以后的话，一定要持续的跟踪，这个阶段正好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我们根据他去年的整个的经济表现和今年2011年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测，我们得出了一些评级的结论。当然了，整个过程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预测西方发达经济体，它整个的债务承受能力的展望是负面的，那么今年的实际情况仍然不会有大的改变。
因为年初，我们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叫《2011年国家信用风险展望》，这也是第一次就全球的国家信用风险做出了一个预测。那么这样来看的话，这些主要的债务西方经济体，他们的债务偿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得出的，看到的已经降低的这些国家的信用级别，恰恰就是我们去年展望的一个结果。那么从他这次评级的意义来说呢，应该说也是在及时的揭示了这些债务国的信用风险。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发达国家都是很好，没有问题，其实他们现在的风险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出了问题，特别金融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加显现。也就是说它承担债务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来告诉世界，它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告诉债权国，债权人，向这些国家投资的时候要小心，要看他的风险状况如何？因为一个国家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他非常有代表性，表明了这个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差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就归结为这个国家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都有问题，这也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有1/3的，有些还是不错的。投资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信息，可以作为他投资的重要参考，应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大公今年发布了一个《预测2010至2011年发达债务国家经济增长与债务数据的报告》。那么其中就是说预测到法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6%，债务数据是97.1%；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0%，债务数据是88.6%，那么如何去解读这些数据呢？
关建中：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确实在研究2011年这些债务经济体的数据，我们做了预测。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些数据总体来看它还是没有偏离实际太多。但是作为预测，跟实际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不会太大。从债务数据本身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要衡量或者判断这个国家的信用风险，是要通过各种债务的数据的指标，定量分析，然而，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
从刚才您说的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数据来看的话，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是太大。比如说法国，我们年初预测的是97.1。那么现在预测的是87.8，就是2011年，这个差距为什么会形成呢？主要是作为政府来说，当时我们预测的时候，他的全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那么，对政府来说，他要偿还债务，或者是体现这个债务的负债率的话，有几种，一种是增加负债，一种是用政府的资产，比如说金融资产，去偿还一些债务。那么这个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就是我们当时预测这个97.1，还是考虑了他可能要增加负债的因素。那么现在的话，预测调低，是考虑他可能会利用他政府掌握的一些金融资源，金融资产去偿还这些债务或降低。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表现。
像英国这个差别不是太大。总体来看，就是我们这个预测。一些债务数据的预测方面呢，我们还是积累了经验，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地研究我们的方法，提升我们预测的准确性。
主持人：那么在大公已经公布和即将发布的50多个国家跟踪报告和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和新的一些现象出现呢？
关建中：我们去年和今年，去年是初次评级，今年是跟踪评级。也就是说今年和去年的比较来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致性比较强。所谓一致性比较强就是，我们去年展望的一些负面的国家，现在它的实际的变化趋势呢也是按照负面的趋势去走的。比如像日本、英国，像希腊这样的一些要调低级别的国家。那么，再有一些呢是要提高的，比如说马来西亚，智利，这些是按照我们当时预测的在走，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了我们这个评级它的一致性，也就是可靠性。
第二个就是，我们去年对一些初次评级得出的结论跟我们今年来比的话，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整体来看，表现出更好的一个准确性和可靠度。这个单个的国家会有一些调整或者恰当的一些变化，但总体来说呢，这个趋势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
主持人：大公所发布的信息在去年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那么在今年也是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一个反响。请您给大家谈一下您的个人感受。
关建中：那么去年的话，我们的确是作为非西方国家，第一次发布了国家信用等级，过去这个领域是没有人敢做这个，敢去挑战这个美国三大机构的，在这个领域它是权威性的。引起了全球的一个认可。我去年大概接受的媒体的采访将近100家，国内外知名的媒体。那么这个报道持续了大概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个关注我认为，是在后危机时代，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个评级体系改革的一种期待。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长期习惯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或者说非常相信它，它非常权威、可靠。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验证了它是不可靠的，是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一种灾难。所以的话，整个国际社会，整个世界都在希望有一种新的评级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大公是顺应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这里边，既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就是要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或者世界责任。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也在努力的在完善我们自己的内部的许多东西，在做一些战略上的规划和调整，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向国际，为整个世界做出更好更多的评级信息。应该说，我们更加有信心了。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大公自身和世界三大评级公司评级结果会做一些比较，有些是非常地相似，有些会存在一些差距，在您看来，哪些是不谋而合？哪些是意料外的一些变化？
关建中：我们去年初次发布的时候，跟美国这个三家机构的评级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四点几是不一致的，应该不一致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中大概有这么一个数据，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致高的大概有10次，一致低的大概有21次，中间的，就是出于他们这个三家机构中间的24次。那么完全相同的呢只有11次。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次评级之后，美国三家机构跟着我们调整级别的有11个国家。所以那就是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对中国的级别进行了提高，对香港的级别进行了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出现，应该对整个在国家信用评级这样一个领域，它的话语权，地位呢，使得美国这三家呢不得不他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特别是他们现在开始调整他们的国家信用评级的标准。而且这中间大量的吸收了大公的研究成果。
主持人：大公信用评级方法和国际上其他的一些公司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关建中：从评级标准来说呢，我们只能是跟美国来比较，因为全球做国家主权评级的主要也就是美国这三家机构。不同之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强调了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那么美国三家机构，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是政治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第二就是看你这个国家能不能借新还旧，能不能借到新的债务，偿还旧的债务。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从他们这个标准来看，强调的是按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进行国家的政治排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就是人均GDP，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跟债务偿还能力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而我们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能力，还有就是经济——真正的财富创造能力，国家能创造多少财富。此外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债务的收入，这是他的相关性。
那么比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从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政治体制，它的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管理的优势。就是西方的所谓的民主政治，并不会直接导致偿债能力的提升。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优越的西方的政治体制，一定会对我的偿债能力是一个绝对的保障，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美国、日本的情况等等。他们认为的优越的政治体制的优势，没有完全变成国家对经济管理的绩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客观来判断，得出合理的结论。
所以，是有本质差别的。本质差别的一个主导的东西还是立场问题，也就是说这三家机构他强调的立场还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我们是站在一个完全第三方，不考虑国家利益或者某些集团的利益，是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得出一个客观正确的一个结论。
主持人：那么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世界，有观点认为，目前是中国评级公司主动出击的时候，您怎么来看？
关建中：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去认识可能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是一种期待，因为人类进入了一个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信用全球化，导致了债权债务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我们过去强调的经济基础的这种定义和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信用它更加表现为资本，就是资本的一般形态用信用来表现，你必须能够借到资本，你才能够发展经济。由于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就使得我们要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对信用评级的要求是越来越现实，那么我们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就是国际评级体系必须改革，因为现在的国际评级体系承担不了那种社会责任，或者信用经济条件下的要求。那么这就是机遇。这个机遇我更把它看作我们的国家机遇。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一定是全球化的，他的经济、货币、金融。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是不能够客观的准确的判断风险，没有这个信用风险的强大的、一个可持续的支持，那么这个国家的，我们这个崛起也会付出代价。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机遇。
在这个国家机遇过程中，应该把它提升为一个国家战略去认识它。就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或者不要再重蹈像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覆辙，我们就应该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去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在国内我们应该，由我们的民族或者本土金融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评级话语权，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有人说，国内评级行业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提携者，一些国内知名的企业都是去请国外的评级机构去评估。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关建中：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解答，或者得到一个广泛的传播。其实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必须承认的，崇洋媚外的思想，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在评级领域，长期以来，我们就只有一个美国的评级机构，它的评级的思想或者是他的主体的意识，其实已经控制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不再去创造了，也没有必要再去想了，或者也不敢去想如何挑战它。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很多的国人呢，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美国的评级是很好的，还在大量的使用它评级的结果。实际现在应该停止使用，为什么呢？其实在国际上，国际上对美国这个三家机构的批评是很厉害的，不认可的程度比中国还要厉害。相反，大公横空出世，国际上的认可度比在国内要强。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局面的话，首先要从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从信用评级的规律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从我们民族利益和国家的崛起，来考虑我们的话语权，地位。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的话，就会把这样一个东西，一个战略的东西、国家战略，转化为政策，支持我们民族评级机构的一个迅速的发展和崛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像大公，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就是为我们国家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扮演一个专业机构的角色。如果大公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那么就实际上在削弱我们国家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国际上认可的你是独立的评级机构，那么大公的独立性现在是得到全球的一个认可，他不认可你是政府办的机构，也不认可你是国有的，而且呢，你这个机构必须用你的这种实力，也就是你的技术实力和你的品牌的实力，能够赢得市场的认可。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把大公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提携大公，支持大公，在国家层面上能够实施这样一个发展战略。
主持人：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公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身。
关建中：是这样的。
主持人：这几年政府逐渐的重视了评级，您怎么来看待在这个评级过程中政府的参与或者是干预？
关建中：这几年呢，应该说中国，特别是我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话，对信用评级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所谓质的提升，主要一是重视，过去人们对评级无所谓，现在提到了一个高度。第二就是在社会层面，更多的人了解评级是怎么回事，知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普及。第三对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开始关注。比如说去年的6月27号，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我们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要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这样一些思想。特别是对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明确的提出了要建立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这个标准。那么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再一个就是现在，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思潮的推动下，国内的各种有识之士，或者力量吧，开始参与这样一个市场。
其实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评级它一定是特许经营下的一个产物，很难想象，我们批准了，比如说五家，十家，八家这样的机构，但是市场来说，认为你都是一样的。但其实这个差别很大。因为这里边的评级的技术和标准，直接影响着评级的效果。但是对市场来说，都是政府批准的，我都可以认可，那么这种认可的话，其实就有风险。也就是说，政府的这个参与不能够直接去进行这种行政干预，它体现了对这个行业的一个管理的水平，或者一个管理能力问题。因为这个行业的管理是异常重要，美国就管坏了，管出了一个金融危机，而且是由评级机构导致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我们现在的一种管理方式，其实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说政府直接办评级机构，国有资本参与评级机构，那么使得我们现在中国这个评级市场出现了三种力量。一种是买办，一种是国家资本，第三就是民营资本，像大公这样的，坚持独立性，我们民营。我们不是不可以实现买办的路子，也不是不可以实现国有化的路子。但是如果那样两个选择的话，都会使得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这个历史机遇丧失。
主持人：我们看这样一个数据，我国因为失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人民币。那这样一个数字，可以说就从一个层面能体现出来评级公司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重大的。
关建中：是，当然这个数据本身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是最起码，它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失信是肯定会损失的。其实通过评级，它是跟这个财富转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转移给谁的问题。在国家来看的话，国家之间，就国际信用的关系，或者国际债权债务关系来讲的话，如果这个评级不恰当的话，一定是债权国的利益向债务国转让。比如说过去我们美国控制国际评级话语权，它对中国的评级是A+，最近有调整，原来是A+，那么对他是AAA，那么一个债务国的级别要高于债权国，那么使得我们的财富一定是向高信用度转移，因为你要借钱给他，你要投资，其实会有风险，当然你这个投资和借钱是低的利率，因为它级别很高嘛。那么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企业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况，并且有可能会连带风险。所以说，这个数据本身呢，也很难统计了，但是，作为债务违约形成的不良资产，或者是这个信用损失呢，应该是非常现实的，这跟评级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些是现在显现出来，有些可能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它暴露。
主持人：前段时间，世界知名评级公司，给出中国12家银行较低的信用评级，并且称中国银行业三年类不良率将继续上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很多评级机构对国家的判断是不准确的，您怎么来看？
关建中：我认为周行长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三家机构对中国的各种行业的评级，包括对我们银行，特别是银行业的评级，包括对国家的主权的信用评级都是错误的。那么银行业，我们也在研究银行业，其实中国的银行业的发展，正面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关心的银行资产的不良率，还有一些，比如说投融资平台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不良率的产生，那么，很多东西还是脱离中国的实际。其实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看基本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最起码在“十二五”期间，它一定是正面的，是向上发展的，发展的过程中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不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可能导致银行业的这种不良资产的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个判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我认为周行长这个批评是合理的。
主持人：那么大公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评级是怎样的呢？
关建中：大公对银行业的评级，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银行业的评级报告，今年我们也是在前两个月发布的。整体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还是健康的，不会出现体系性的风险，这个应该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它们这些判断是不准确的。那么对于一个评级机构来讲，如何做到判断准确？
关建中：这个是很重要的。如何做到呢？我认为第一个是要研究信用风险形成的内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就拿我们跟三大家评级机构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对中国这个风险形成的内在联系，各个行业，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的，这个我们了解的。特别是他们那种评级的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必然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我们恰恰是植根于中国这样一个本土机构，特别关注去研究信用风险的内在联系。而且把这个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跟评级的一致性要密切的结合起来。各个债务主体它都会有自己风险形成的特殊性，但是，评级本身是要一致的，信用评级的符号就是一种信用的语言，它是要流通的。所以在不同的债务主体，不同的行业之间，它是可以比较的，这个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那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大公的独特的一个评级标准和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那么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美国三家机构就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的上限，就是这个国家所有经济体债务的信用等级的上限。比如中国，他给我们的是A+，那么好，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超过这个信用等级，那么，这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呢，中央政府作为一个负债主体，它偿还不了债务，并不等于这个国家的其它的经济体，比如说银行，比如像中石油这样的机构他也还不了帐，它没有内在联系。
所以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个问题导致了整个全球这个信用评级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它的内在联系，就用它的一个主观意识去推这个东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什么不敢降低美国的3A等级，包括像英国这样一个3A等级呢？仅仅是警告呢？因为这个3A等级如果一降低的话，这些国家，它本国的这些企业的级别势必要大幅度的下降。这个下降是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国家的信用体系也都崩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它强调每个信用等级是有违约概率的，这个违约概率是要通过检验，那么好，什么叫违约概率呢？你确实违约了，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大的违约，由金融危机这个违约，用这样的违约的事件来检验信用等级的合理性，这个就不能够满足市场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可靠性。
第三特别强调什么叫违约，就国家的中央政府的违约，他强调就是美国不会违约，为什么呢？他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有美元发行权，如果还不了债的话呢，他可以去印美元，多印美元去还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实际上是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本质上是违约。因为你实际上是债务偿付能力已经崩溃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了，你才会采取一种印钞的方式去还债。
那么大公对这三个问题是完全持相反的意见，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它的高限跟他国家的信用等级，其它经济体信用等级没有内在联系，这是错误的。第二个我们强调，检验你这个评级的准确性，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检验，通过持续的跟踪评级来不断地调整，等到违约事件出现了，我来检验你的正确性。第三个就是我们恰恰认为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你必须保证你这个货币的币值的稳定，如果这个币值不能够得到稳定，你是恶意的去通过发行债权你转移债务，这就是违约。所以我举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评级标准，它的客观性、公正性还是异常重要的。
主持人：近日世界评级机构降低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信用评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级？
关建中：前面谈到了银行业，房地产，他们也是根据中国调整国家在调控房地产的一些宏观政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其实中国的房地产业不会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走向一个一路下线。我们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就是说他的债务偿还能力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债务链断裂，或者大面积的一个体系性的风险。这个呢我们也是做过分析研究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独特的一个观点，我们有我们的观点，这个可能要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主持人：那关于您这个大公的观点，您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关建中：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如果再讲的话，就比较微观一些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呢，他还是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不会有大的违约的出现，这是一个基本面的判断。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房地产的某个企业它的债务偿还要做评级，它要发债券融资的时候，或者做信贷融资，或者做评级，这个它有它的特殊性，可能有的会高一些，有的会低一些，会出现这个情况。
主持人：那么在当下，我国的社会信用这个体系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出现？
关建中：那么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和它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是我们持续所关注的。所以我在2009年的时候，在博鳌论坛上，首次提出了改革评级体系，2010年的博鳌论坛，我的演讲也是着重于中国的评级体系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去发展。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关注，应该找到解决的一个方案，因为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在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体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信用评级体系它的对立面，就是按照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说，它就是信用体系。但是我们对信用体系的理解呢，我认为还是偏离了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什么叫信用体系？很多人解释不清楚，那么话说回来，什么叫金融体系？也解释不清楚，事实上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说一回事呢？就是金融体系的本质或者说金融的本质，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那么金融体系就是所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集合。那么按照这个理解的话，这就是社会信用体系，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就是债权债务关系构成的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关系整个体系的安全，也就是说债务人的信用风险是这个体系永恒的一种矛盾，怎么揭示风险，识别风险，是永恒的一个矛盾。评级体系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又强调，外部评级靠不住了，要靠内部，靠内部评级，内部评级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专业性不够，而且评级是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它一定是要由专业机构来承担相当的责任的。所以，评级体系的发展也很重要，就这两者的对立关系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那么中国是什么情况？我们在对信用体系的认识上，本质上是有缺陷的，也就是你不断地在发展金融体系，或者发展信用体系，其实这个债务风险是在累加的，但是由于这个评级体系不能够承担这种揭示风险的责任的话，债务体系它的风险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评级体系是什么状况呢？评级体系现在正在走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也就是美国的模式在中国还在继续在发展，发展是向危险的方面去发展。比如说评级的体系，我们是一个竞争的体制和机制，那么竞争体制和机制就导致了级别竞争，作为发行人来说，发债的人，他要进行级别招标，看谁给的级别高，我选谁。作为评级机构来说，他是要出卖级别才能生存。我们当前呢，中国评级业的现状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个问题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就是不能正确的揭示风险。可以想像，这个发行人把这个评级机构也拉进来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的主体，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那么不可能正确揭示风险。作为投资人来说得到的信息他是有缺陷的，那么会掩盖风险。这样掩盖下去就会日益积累风险，积累到最后，爆发信用危机。
所以中国当前的这个信用评级体系和信用体系体系是这样一个现状。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去推动各个方面形成共识，特别是我们政府，对这个真的要重视起来，不能任其发展，否则最后会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就是不是前面说的那个五千多个亿了，这个数字就是非常之大，会放大很多，我们不应该再付出这样的成本之后，再认识到对这个行业如何去管理，而是更多的应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研究一下这个行业他本身的规律是什么，它的本质要求是什么，必须按规律去办事。特别是一定要深刻认真的总结美国评级体系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目前国内这个评级体系的发展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对于让他以后更好更稳健的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考和建议呢？
关建中：那么这个我曾经在2010年的博鳌论坛提出了具体的一个，就是在中国我们怎么建设我们的信用评级体系。我当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到一个战略抉择的层面。但是解决的方案呢，应该是由国家出面，来建立一个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为什么要强调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因为评级体系的建设绝不是靠几个评级机构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讲，国家一方面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是国家的一个战略。
但是，金融体系的发展呢，也就是信用体系的发展，它必然是风险越来越大。可是揭示风险，要解决信用风险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国家必须要出面来建立一个强大的评级体系来解释它的风险，绝不是靠几个评级机构去完成。那么这个国家评级体系的构成是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评级机构，第二个就是监管，第三个是评级标准。这三位一体构成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国家参与这个过程，绝不意味着国家也去做评级，这个理解就太片面化。那么国家是要起一个主导性的作用，那么要按照规律去走。比如说特许经营，再一个就是说不能够出现评级的竞争和价格的竞争，不能够出现利益的冲突，他一定是在特许经营下的评级技术的竞争，形成这样一种模式。
更重要的，国家必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评级的信息数据库，因为这个社会的评级信息，从评级机构本身，他获取的是很困难的，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国家有责任把这个相关的评级信息呢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把它变成一种国家意志，把它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来。那么好，你的评级机构，利用你的专业技术，使用这些评级信息来评价这个信用风险。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社会信用体系安全的保障，就是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者国家对社会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职能，能够得到有效的履行。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法。
因为我做了长期研究得出的结果，没有第二个路可选择。如果要有的话，也是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认识它，但是现阶段，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国内评级体系以及将来的一些建设。那么对于国际新型评级体系目前的一个发展概况，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建中：国家评级体系也是现在国际上的一件大事情，现在这个全球，大家感到很混乱，这个世界好像很乱，金融危机之后就没有消停过，西方的日子不好过，现在新兴经济体日子过的还可以，但是面临很多挑战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去理解它是不行的。就是按照过去传统的一些认识，什么国际关系或理论方法，或者是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实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信用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规律性的反应。也就是整个世界是由债权体系和债务体系构成，债务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发达债务经济体，他们占有了全球90%的信用资源。那么债权体系呢是由新兴市场国家构成的，他们创造了财富，并且把钱借给债务经济体。这样呢，导致了这个世界不至于出现崩溃，否则就崩溃了，整个这个西方国家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债权国家的支撑就活不下去了。尽管这个是走下坡路的，就是整个这个债务国家，但是呢，如果没有债权国家的政策，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世界发展一个趋势，用一种信用经济学的视角去判断现在整个世界对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这种紧迫性和现实的需求。那么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现在进入关键时刻，也就是说过去的东西大家显然是不认可的。但是怎么去改革？现在问题就提出来了。我的主张：一定要建立国际评级新体系，这个国际评级新体系，一定不是由一个国家来承担全球责任，他一定是大家共同来承担全球责任。所以我主张，我们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评级机构。同样呢，我们应该建立专门的国际评级的监管体系，再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国际统一的评级标准。有这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承担起信用经济时代这个世界金融体系安全的责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问题是很紧迫的，其实这个紧迫性跟中国也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际信用环境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虽然我们是一个大的债权国，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他必然是要受到一些规律性的制约的。要看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应该主动的在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中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去起到一定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呢是非常紧迫和现实的。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读。那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希望这个评级体系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完善。感谢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