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隐患频现 农信社改制迫在眉睫

　　频频引爆的金融隐患让高危农信社改制问题显得更加紧迫。

　　银监会在2010年9月下发《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之前，曾连续数年发布全国监管评级达到六或五B的高风险农信社数量;而在其规定自2011年起5年内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后，近年来再无有关高风险农信社数据的发布。

　　然而，无数据的发布却并不意味着高风险农信社的数量已“清零”。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某农信社的贷款余额为13亿元，不良贷款却高达7亿元。这一数字在他所了解的高风险农信社中并不惊人，而据他所知，不良率最高的已逾70%。

　　天津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管理研究所所长蔡双立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危农信社并非主流问题，不至于形成结构性风险，但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去面对和解决。

　　高风险成因

　　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加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传统以及科技支撑水平落后等因素，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效率必然变得低下

　　作为曾经的高危农信社，于今年1月改制成功挂牌开业的东部某农商行如今已拥有总资产25亿元、1家营业部、5家支行和5家分理处。截至今年5月末，全行贷款总额76940万元，不良贷款余额1031万元，不良率为1.34%。

　　该行监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高风险农信社形成原因很多，不良贷款的主要成因是由原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合并重组后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在于借款人信用观念缺失以及农信社自身的管理不完善。如部分借款人任意延期偿还甚至逃债、赖债，部分企业经营水平低，虚假报表、多头开户、以贷还贷、无效担保、重复担保、互保等现象泛滥，加之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备的贷款质量监控和风险防范制度，导致了不良贷款的大量产生。

　　“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来操作，很多农信社早就资不抵债倒闭了。现在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是因为背后有政府在支撑。”在蔡双立看来，农信社风险高的成因则更在于机制，“到现在为止农信社职能定位和主体地位还是不明晰。在这种机制下就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内部人解决，谁掌权谁得利的现象。” 蔡双立认为，目前很多高风险农信社仍存在着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有太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在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农信社的负责人为了讨好这些官员往往就选择损害储户的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与机制下，加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传统以及科技支撑水平落后等因素，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效率怎能不低下?”

　　高风险化解

　　高风险农信社化解的最大困难在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如何吸引资金的加入

　　银监会下发的《指导意见》已有3年之久，当初规定的5年之内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也已过去大半时间，而高风险农信社的转型和农信社的股份制改革面临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据上述农商行监事长介绍，该行改制前不良贷款的处置主要是通过该省另一家农商行的注资置换加自身努力清收等方式，使全行产权改革各项指标得以达标。如按照省联社不良贷款集中管理方案，在合规风险部门成立不良贷款清收保全中心，实施内部剥离、统一管理;实行按月动态监控分析制度，根据化解和诉讼两种清收化解方案对新增不良贷款进行分类清收管理;推动授权制度、审批制度、风险贷款责任评议等制度，对不良贷款的增量和存量分别进行考核，特别对新增不良贷款要在支行年度考核利润中全额扣除等。

　　中西部地区参与某农商行改制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风险农信社化解的最大困难在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传统信贷业务带来的历史亏损挂账;其次是从上到下的经营模式没有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进行，即便改制成功后经营效率还是低下，这样就很难吸引到真正愿意出资进行兼并重组的投资人。据他介绍，开始进行增资入股的宣传时，各方的积极性都很低，为了达到银监局“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一家高风险农信社股本总额的比例可达到20%”的要求，不得已让每个员工都入了股。如此一来，改制成农商行后，依然是内部人进行控制，股东无法参与经营，体制上并无太大变化，换汤不换药。

　　该人士所在的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化解不良贷款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票据业务的方式进行。然而银监会刚刚于近期发布了《关于排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违规票据业务的通知》，而这已是银监会连续3年来的再次发文，再次要求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彻底整改票据违规问题，严控票据规模和增速。据上述人士透露，邻近市的某评级为六的农信社因为无法在票据业务方面有所作为，在化解不良贷款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银监会的《指导意见》指导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理想化大于现实化。”蔡双立说。他认为，高风险农信社的改制转型不仅仅应由银监会出台指导意见，而应该是一揽子形式的政策组合，特别是适合农信社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和企业发展成长路径设计，这样才有意义。

　　高风险转型

　　农信社要最大化地处置风险存量，冻结风险存量，用发展增量稀释风险，换取生存权和发展权

　　尽管改制成农商行被很多高风险农信社视为转型良方，但蔡双立认为，改制农商行并非是解决高风险农信社问题的惟一办法，短时期内要把这些高风险农信社全都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也并不可行;同时，农商行模式不一定就能化解原有的风险，在为改制而改制的强行推动下，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甚至包括虚假注资等现象。

　　他认为，要改造高风险农信社有多种选择，比如并购发展，鼓励企业投资，利用地方行政资源整合、资产置换、减免债务等。这些做法的核心问题在于农信社要最大化地处置风险存量，冻结风险存量，用发展增量稀释风险，换取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管理层应充分建立递进式的激励机制，对应高风险农信社改制的不同阶段设立不同的政策，提高农信社向上的动力。

　　而让蔡双立感到担忧的是，高风险农信社如果要得到增资扩股，往往必须接受很多投资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记者了解到，曾经有一家高风险农信社为了成功吸引增资扩股，向股东们做出了分红不低于10%以及关联交易的承诺，这直接导致了原本1年便可以化解不良贷款的时间被拖至6年。

　　“并购重组不是万能的，有时只会令农信社变得更被动，”蔡双立说，“引入的投资方往往没有对农村金融未来的高瞻远瞩，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经营得不到实质改善，高风险农信社化解不良的步伐反而被拖慢了。”（农村金融时报 张晓玮 苏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