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先生表示，中国现阶段无法离开经济规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人民日报》10月6日写下如下语句：翻开35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大写的“人民”二字跃然纸上——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樊纲是经济学家的方式，而后者是政治家的语句，两者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但反映了目前社会对公平看法的极大落差，对公平问题的不同理解已经撕裂了社会，由于缺乏公平感，发展效率将大幅下降。如同一家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充满怨气，不可能成为一家高效企业。
中国经济只能在效率与公平的悬崖上走钢丝：既不追求绝对公平，也不坐视腐败横行。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毁灭性地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腐败坐视不理，把腐败视为发展的润滑剂，公平感是保障效率的手段之一。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的是底线意识，既不突破公平的底线，也不突破效率的底线。
以传统制造企业作煽动性描述并不恰当，中国仍以传统经济为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传统制造业，都是传统经济的典型行业。我们没有办法绕过这一阶段，劳动力素质低下，对创新的制度保障不足，决定了绝大部分人将在传统行业中就业，而不是加入新兴的互联网创富大军。如樊纲先生所说，14亿人口，8亿劳动力，6亿是农民，农村远未实现现代经济。集培训、就业于一身，正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企业。这是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必要通道。
是不是要极端到实行血汗市场经济？截至10月7日，除山东外，30个省份均公布了过去开展的两批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清理清退“吃空饷”人数，达到162117人。这是执法部门的任务。一个社会木桶的最低板块不能由这些人所决定，而应由基本的市场竞争规则决定，游戏规则就是同样的能力，基本相近的薪酬。
公平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起点平等。追求结果平等如樊纲先生所说，会陷入普遍的贫困。起点平等是制度平等，而不是能力平等，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每个人能力不同，出生地域家庭不同，如巴菲特所说在美国富裕家庭出生的人生下来含着金汤匙，与中国西部农村家庭出生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现实没有办法改革，但强调起点平等十分必要，不管哪个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有畅通的上升通道，使各个群体之间的流通更加顺畅。这是效率最高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公平与竞争的环境下，每个群体以最大的精神展开竞争。
英国格林纳达电视台从1964年开始迄今仍未结束的真人纪录片，每隔7年纪录13个人的生活。这部令人震惊的片子证明，优良的社会资源很难被分享。当年那几个上私立学校的7岁孩子按照既定路线上了牛津大学，然后都做了著名律师，过着上层社会的优渥生活，受人尊重、家庭幸福。他们的孩子也无一例外地走着父亲的老路。中产阶级的男孩子有三个上了大学，其中一个晋升精英阶层，其他仍属中产阶级。而底层社会的孩子几乎难以改变命运。
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在《动物精神》一书中指出，美国黑人在经济上、在阶层上的弱势地位，美国黑人的贫困率在2006年高达23.6%，是白人的三倍，黑人的失业率也是白人的两倍。西班牙裔也和美国黑人有极大区别。25岁至34岁的西班牙裔男性失业率和白人相当，如果不包括监狱中的罪犯，大约为10%，而黑人的失业率在25%左右。从1963平权法案以来，美国禁止种族隔离，黑人拥有投票权，从法律意义上已经与白人平等，要改变文化、环境区别，还需要极大的努力。面对族群贫困，政府不得不担负起技术培训、改造贫民居等责任，以改善外部环境。基本的公平感是维持社会顺利运转的关键，以避免制造发展的敌人。
基本的公平感，加上鼓励个人奋斗、企业竞争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要义。出现契约纠纷，法律可以起到保护底线公平作用，而后是平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是培育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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