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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全国范围内的国资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回溯过往，国企改革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仍存在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在适当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前提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近日，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人民政协报社主办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沙龙，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等与会者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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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士说
邵宁：若无配套改革 国企年薪制可能变成大锅饭
针对国企国资改革，党的十六大曾经敲定 “管人管事管资产相互结合”的改革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国资国企改革已步入深水区。然而，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看来，上述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依旧“不能轻易否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人民政协报社主办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沙龙现场获悉，目前，国有企业的各类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单纯的管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邵宁认为，未来应该具体讲管资本的同时推进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
不能回到多头管理体制
邵宁在沙龙现场强调，“当时提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原有体制下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多头形势下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弊端”。
记者从现场获悉，在十六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的弊端时有体现。
邵宁举了中国重汽改革试点的例子，作为一个中央企业，中国重汽在重组前，当时的管理体制是多头管理：管人，重汽的班子一把手是中组部的，二把手是人事部门，三把手到七把手是机械工业部门等。具体管理方面，技术改造由国家经贸委管，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得更多一点，管资产的是财政部门，收入分配归劳动部门管。这样一来，一个体制的改革两层责任都难以辨清。
换句话说，假如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楚，那么政府的管理责任同样说不清。这都是由于“多头管理”带来的积弊，所以导致的现象是，最后重汽垮了，却找不到责任者，也找不到责任机构。
邵宁直言，所以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准确的概念，但是这个原则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政府层面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要清晰化。
“这条原则是体制上的一个重大进步。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把这个基本原则否定掉，又回到多头管理的体制。”邵宁说。
国企领导人员应尽快市场化
除了明确上述改革原则，邵宁还透露，应尽快启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
在邵宁看来，国资管理体制完善，需要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中央早就明确，要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
事实上，上述管理体制的改革早有意向，只是多年实践下来，进展不大。这实际上也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节点，这个点上既有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
具体到管理方式层面上，邵宁认为，现在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国有企业高管、领导人员的市场化的退出通道。
邵宁表示，“这几年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高管入口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可以通过组织、调动；可以通过内部提拔；可以参与竞争上岗；可以参加海内外的公开招聘，多种途径都可以作为入口，成为国有企业的高管。”
但是，对企业管理人员如何退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行政化的出口，行政化出口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不适合这个岗位工作需要调动时，组织上有责任重新安排工作。
由于能够让各方面，尤其是当事人都满意的安置地点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人员的流动性和优化配置非常难。这个人可能不称职，大家都知道，但是由于没有一个能够安置他的地方，尤其是他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安置他，只好让他在这儿继续干下去——虽然不称职，但是不能流动。
这种无法淘汰的僵化机制，除了造成企业领导班子难以优化的问题之外，还对分配制度改革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以前，国有企业待遇比较低，留不住人才，这是以前国有经济曾经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后来，为了留住人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国资委成立之后，实行了一种半市场化的年薪制办法。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收入水平比市场低，但是比公务员要高，也是一个无奈的办法。既不能市场化也不能行政化，这是改革过程中无奈的选择。”邵宁透露。
按说实行年薪制之后，应该及时启动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优选和市场化的淘汰机制。但是，如果还不尽快启动配套改革，仍然沿用行政管理的僵化机制，年薪制很可能变成大锅饭模式。
邵宁认为，国有企业目前的薪酬制度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待遇的半市场化之后没有跟进人员管理的市场化。
“应该尽快启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市场化改革，向市场化的方向走，推进市场化，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邵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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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说
华生：国企改革生命线在于资产透明化
全国范围内的国资国企改革正在提速，一系列案例备受各界关注。
“前几天中信国安的改革，那么大个集团，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那么点钱就被民企全部控股了，有道理没有？”在8月23日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沙龙现场，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连环发问。
在他看来，改革要成功，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有一条生命线。就混合所有制的角度而言，华生表示，“其中非常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超20省份已推出改革方案
7月30日，甘肃省启动了新一轮国资改革，明确将重点围绕明确国资监管范围、国资监管职责、国资监管方式、国资运营模式和国有资本投向五方面进行。
8月5日，北京市亦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并就国资改制重组、优化国资配置等作出部署。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透露，国资将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而且，北京市还将把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
在北京市方案推出的同日，广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周兴挺表示，广东将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到2020年，除极少数承担国家政策性职能、特许经营和平台性质的国有企业以及授权经营的国有资本运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外，其他国企均可实施资本混合，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企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8月18日，广东省颁布《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该省国资委随即召开贯彻落实上述意见的省属企业董事长座谈会，提出了广东省内国企改革路线图。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广东省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提升、资本布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和资产监管体制完善四个方面明确了此轮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并首次对三个阶段国企改革阶段目标提出明确时间表。
除了上述地方，记者统计获悉，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敲定国资国企改革明确思路后，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了较为详尽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另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共有194家上市公司涉及国资改革。其中，化工、商贸百货、房地产三大行业为“重地”。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国资改革题材覆盖面广，且更多涉及蓝筹股群体，对整体市场撬动作用明显，无疑成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板块。
须平衡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针对新一轮改革热潮，经济学家华生在上述沙龙点出了改革的“生命线”。
在他看来，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形式，跟股份制是一样的。“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这个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面提出来要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此前，国资国企改革不能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基本的问题上没有向前进。连政企分开都做不到，企业怎么搞活？”华生表示。
华生认为，改革要能成功，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有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就是公平、公正、公开。换句话说，即在国资、国企改革时记住它是全民的资产，更多地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投资者和大众参与的机会。
他表示，国企是全民的资产，所以在市场买卖时，更要公开、公平、公正，尤其是引入外部资金时要让大家都有机会，不光是跟你有关系的少数人有机会。
“所以，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中信国安的改革路子。对内，要坚持一个价格，不能说内部人入股时是一个特殊的价格，这个价格只对员工、只对管理层，那就是抢国家的资产。卡住了这个标准，什么价格卖都没有问题，在上述基础上，还须考虑混合所有制的形态，也就是将来改革变成一个什么形态？”华生说。
“很自然，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情况下，让民企当‘配料’都不来，除非另外给他有什么安排。我理解，混合所有制最理想的形态应该是最后完全市场化、资本化的形式。”华生阐释道，混合经济真正的理想形态是没有明显的控股股东，是现代的互相制约的机构。
再从产权改革层面探究，华生在沙龙现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平衡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基本上是政府在管，是官员在领导企业，在这个问题尚没处理好的前提下，怎么解决产权问题？”
“解决产权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管理企业），因为如果是多元化股份，政府就不能过多参与企业高管的直接任命等事项。”华生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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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说
宋志平：发优先股是“走”混合所有制捷径
落点到实践操作，国资国企改革的可行路径在何方？
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看来，未来可行的操作办法是可以把若干个公司“打捆”，同时产融结合提高功能，按照投资公司的架构再造企业。
“我来自企业，我希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可操作、能赚钱。”宋志平在沙龙现场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宋志平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建材集团正在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待国资委出台相关细则后，才能据此将方案上报国资委批准。
“打捆”破除投资运营瓶颈
“我们这几年搞资本运营很难，所以大部分要组合起来”。宋志平表示。
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推动进程中，落点到投资公司的角度，目前主要的操作主体主要是两类公司：一类是投资公司，另一类是资本运营公司。“我觉得很难分开，投资要运营，运营也要投资，而大部分肯定最后变成了投资公司”。
宋志平进一步解释，国资委的央企，集团总公司目前真正的职能就是投资，但是目前部分国企投资的产业比较单一，功能不全。同时，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来讲在架构上也不完善，这是目前改革实践中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他建议，未来“可以把若干个公司打捆，同时产融结合，提高我们的功能，按照投资公司的架构再造企业，这是可行的”。
对比淡马锡模式，这种新加坡的国有股权基金投资，和国务院国资委的解释并不一样。
国资委下属的这些央企，所搭建的投资公司应该是像日本的三井住友财团这样的公司，更像中国的中信而不像中通。“我们不是一笔钱去投资，而是现有的产业组织起来形成投资公司，所以本质不同内容也不同，实现方式方法也不同”。宋志平说。
同时，还须考量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宋志平认为国有经济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的，都要靠国有企业实现；二是竞争类的企业。
记者了解到，关于国企分类的问题，学界争议已久。而在宋志平看来，国有企业里政企很难分开，也没有必要分开，这实际上是分工问题。
混合所有制核心是所有权到位
“混合所有制的核心是所有权到位。”宋志平说。
他表示，长久以来，股份公司的改革都没有取得特别显著的成效，原因在于 “我们戴了一顶 ‘帽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只是解决了从市场募集资金而已，并没有把机制引入企业”。
现在，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思路，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此，不能再犯上述错误。
民营企业、外资和国企大家都是同台竞争，都是公平原则，这才叫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更明确地说，“我觉得优先股是这次我们进入混合所有制的捷径，也可能是在整个混合所有制里打开缺口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一个通道”。宋志平说，优先股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股的资产流失问题，同时也能保证民营企业的参与。
宋志平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建材集团正在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待国资委出台相关细则后，才能据此将方案上报国资委批准。
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员工持股与股权激励基本是同一概念。目前计划在央企重新启动股权激励，包括业绩股票、期股期权、限制性股票。下一步员工持股将吸取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将员工持股规范化。
不过，因员工持股政策性较强，并涉及到国资委、管理层批准，短时间内难以推出。下一步中国建材、中国医药将重点推动员工持股、职业经理人制度，使市场机制在混合所有制机制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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