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面对结构性减速的经济背景，新一届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为了消化前期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中国需要放弃“唯G D P”的老路，杜绝大规模刺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完全放弃G D P的路子，如果经济增长滑出保就业的底线，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左右权衡，只“托”不“举”的宏观管理思路逐步成型：以大投资、宽货币为主的粗放式宏观调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定向投资、稳健货币为主的结构化调控。
厘清了政府的新思路，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年经济增速不断式微的背景下，政府能够保持定力不刺激，也可以预见在2014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政府绝对不会放任经济滑出安全的“底线”。
新一届政府改革的思路是“保存量、加增量”。“保存量”反映的是，当经济滑落至可容忍的下限时政策会主动有为，政策焦点是保增长、保就业。“加增量”反映的是存量经济稳定后，政策会转变为“促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没有冒险通过整个信用体系的价格重估进行存量改革，但是却通过结构化的宏观管理有限“拖”住了风险恶化的步伐。一方面，结构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严防旧存量进一步扩张式蔓延，打消其货币放水的预期；另一方面，通过雷厉风行的反腐，主动降低其风险偏好是未来可选择的合意路径。
通过托底经济拖住风险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拖累了改革，中国经济可能会有脱离新常态正轨的风险。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风险演化的路径：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延续地方主导的大干快上模式，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低效却可以获得廉价信贷配给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方和国企投资项目依旧缺乏稳定现金流和效益，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部门债务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债务转化为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方面是存量债务对流动性的吞噬导致债务扩张能够形成的投资规模在递减，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大规模扩张导致的投资边际产出在不断递减。长此以往，政策就会“脱”离新常态框架，而中国经济则将面临“脱”轨的风险。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脱轨的风险、走向最为稳妥的结局？长期来看，“加增量”终究只能暂时拖住风险，真正化解风险仍然要依靠存量改革。未来存量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供给端的要素瓶颈，释放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要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简政放权、强化市场；改革涉外经济体制，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
从劳动力的角度看，要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比如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从资本的角度看，要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理顺资本价格；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要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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