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致辞 裴小阁/摄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两岸及香港金融和合作新机遇”，突出了一个“新”字。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形势发生了深刻改变，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对两岸三地的金融发展和合作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今天，我主要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谈谈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新挑战，和应当承担的新使命。
一、新时期
目前我们所处的新时期，有九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后金融危机时期。肇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目前全球已经从危机全面爆发阶段进入了改革重整和复苏阶段，危机的最终解决机制将深刻影响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的整体经济和政治框架。
二是治理危机与经济复苏并重的重要时期。过去几年来，治理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是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各国综合运用金融、财政、货币、贸易及产业政策，稳定市场信心、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刺激经济全面复苏。同时，整固财政，强化财政纪律和预算约束，推动金融监管改革，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加强危机治理。
三是财政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时期。危机后美联储综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先后10次大规模降息，并使用了流动性工具创新、信贷宽松和量化宽松等新的政策工具。各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奠定了全球经济以较快速度复苏的基础，但也存在政府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流动性过度宽松等副作用。
四是金融监管制度、规则的重大变革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规则密集调整。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构建了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同步强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银行监管框架。各国金融监管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影子银行被纳入监管范围，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
五是金融结构的重大变化时期。一些国家长期以来的金融混业经营结构在危机中表现出了脆弱性。美国“沃尔克规则”、英国“栅栏原则”以及欧盟的利卡宁方案等，力图将各类风险不同、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的金融行为，以隔离的方式区分开来，施以不同程度的监管。这是一条既不同于完全混业，也不是严格分业的中间路线。
六是金融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时期。危机证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危机后各国对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强化，表明了对过度金融投机的限制态度。近年来欧洲强调“再工业化”，美国出台“出口倍增计划”，也体现了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的思路。
七是金融全球化的重大演变时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导，危机中各国在金融稳定理事会、G20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等层面开展协作。从金融的全球化、金融规则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到危机应对的全球化，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开放的世界。
八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完善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前，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但是其风险被掩盖于繁荣之下。规范并引导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是危机后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金融创新将可能在风险得到良好控制的条件下，实现更为稳健的发展。
九是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当前，金融业既面临传统的信用风险、基础性的业务合规风险，也面临着业务多元化、复杂化带来的新风险；既面临单体机构的风险，也面临跨业、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二、新挑战
盘点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态势，以下七大挑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是各国经济发展复苏不平衡的挑战。当前，美国经济增长有所加快，就业好转、消费和企业投资逐步回暖；日本出现短期复苏；欧元区进入弱复苏状态；新兴市场国家增长趋缓且存在潜在滞胀风险。这种发展复苏不平衡的态势，使得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所建立的协调机制更多地被国内经济目标所取代。
二是发达国家宽松刺激政策退出的挑战。美联储自2013年12月起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促使全球经济逐步进入流动性缩减和利率回升的通道，并使得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回流，影响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复苏。
三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的挑战。今年以来，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均出现了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债券遭受严重抛压等现象。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既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等外部因素有关，也与自身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失衡等内部因素有关。
四是影子银行及监管套利的挑战。危机后备受诟病的影子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监管套利。正规金融体系监管越严格，也就越有可能将原本在传统银行体系开展的业务挤到影子银行中去。影子银行对金融安全的潜在和现实威胁将是长期的，对金融监管的挑战也是长期的。
五是金融风险跨国家、跨地区、跨系统、跨市场传染的挑战。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金融风险跨国家、跨系统传染的可能性上升。很多新的金融产品拉长了业务链条，涉及多个市场中介和交易环节，具有跨市场、跨行业的特征，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会迅速波及多家机构。
六是提高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与加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提高了资本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增强了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但是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必然会增加银行的放贷成本，并可能因此减弱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规模。如何在提高资本水平的同时保障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监管者面临的国际难题。
七是中国面临的特殊挑战：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结构调整，利率市场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产能过剩等深层次矛盾凸显。同时，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处于关键阶段，将对银行业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造成直接冲击，并对经济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三、新使命
在新的时期，金融监管者肩负着维护金融安全，防止新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需要重点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增强银行体系安全性、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同存共荣。银行业的发展必须以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稳健。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
二是处理好支持金融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创新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和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但是也容易带来新的金融风险。监管者必须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防控风险的平衡，做到鼓励与规范并举，培育与防险并重。
三是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服务效率，也可能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金融市场化改革与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携手同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同时强化监管治理，为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
四是处理好发挥市场功能与强化市场纪律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促进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必要途径。但是，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应进一步强化市场纪律，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避免市场恶性竞争和风险积累。
五是处理好维护存款人、金融消费者权益与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关系。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存款人的切身利益是金融监管的职责所在。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非常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目前我国“一行三会”均成立了消费者保护机构。应当注意的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当遵循“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原则，避免引致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六是处理好处置个体性风险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系。金融监管应当构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政策框架。进一步提升对单家银行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改进监管工具方法，强化监管执行力和行为纠偏。同时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监测、应对能力，不断增强监管的前瞻性。
女士们，先生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支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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