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改制已无退路

    农信社改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这些争论还将一直伴随改制的过程。在这场争论中，改制的方向愈加明确，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改制之后的农商行改制是否偏离了方向，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向《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但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是可以防范的。

　　邓智毅说，他们在每个县设立一家农商行，就是让它的法人主体在县域，让它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基本上在县域里面流转，从根本上保障了资金留在当地。从制度安排上来说，相比商业银行在县域设一个网点，把钱都弄走了，是较大的改观。

　　农信社改制要考虑公平竞争

　　“农商行是不是把所有的资金都用于农业上?也未必。”邓智毅表示，新型的县域经济是“三农”经济，特别城镇化以后，实际上随着农业的产业化，出现了新型的金融需求新形态，他认为只要农商行扶持的是县域经济，就不能说它偏离了方向。

　　从2012年，开始湖北推行“三覆盖一提高”工程，以此推动深化农信社改制。这一工程就是用3年的时间在每个县成立一家农商行、每个县成立一家村镇银行，每个行政村成立一家简易的电话银行，每年县域的存贷比提高2-3个百分点。通过这个工程，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已经开业的农商行有49家，已经在改革或即将开业的有18家。

　　业内人士认为，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要求改制不改向，虽然改制了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业务结构，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农信社与农商行在存款准备金、税收、股东分红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政策，这对农商行来说不太公平。

　　比方说，农商行股东分红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率是20%，前面的税收已经交了，但是现在还要再交一次。

　　去年的两会，曾有代表提出议案，最终的落实结果却是税后的股金分红已经下放到省级税务部门，但是省级政府方面还是没有执行。

　　农信社改制缺少顶层设计

　　改或不改已经不由农信社决定了，只是改制利弊的权衡会影响到改制进程。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漳州农商银行董事长滕秀兰认为，改了以后是有利还是有弊，要从农信社单位的整体来考虑。实际上，农信社和农商行各有利弊，他们在经营上略有一些差别，譬如农商行可以对外扩张、延伸，农信社只能在本县域内经营。

　　至于改制是否失去合作性质，滕秀兰表示，农信社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与合作制追求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本身是矛盾的，企业首要的是养活自己。

　　一位农商行的内部人士表示，重建合作制是理论界的观点，不太现实，就算是个人合作性质，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已经市场化的东西，要做成合作性质的有点难。该人士认为，新型合作金融组织也要赚钱，没有盈利生存不了。差别就在于是微利还是高利，农信社本身一直在让利，随着市场化的经营，应该先让农信社有生存的空间，因为成本高。

　　一位省联社的人士表示，对农信社的定位、合作性的合法性问题，还缺少顶层设计。

　　对于村镇银行主要分布在市区，没有往乡镇延伸，邓智毅表示，村镇银行只是一个说法，如果银行建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里面，它的资金量是不足以支撑的。名称上叫村镇银行，其实是指服务对象，真正建点还是在县城，或是对周边有辐射能力的中心村里面，能够有更多地业务量，农民可以搭车来办理业务都不受影响。如果银行是建立在村子里面，是不可持续的。

　　在新型农村金融三类组织里面，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发牌照的，由于在业务品种与银行有区别的，还是封闭式的、股本金的内部周转，运行里面出现了一些困难，资金没有流量的支撑。邓智毅认为，实际上，各地都在探索，如果条件具备，也可以往村镇银行转。对于农村的合作组织，历史上出现过大问题，因此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