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质疑农信社改革方向

　　“商业银行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性平衡的基础上，它是追逐利润的，利润越多越好。合作制其本质是追求服务的，是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追求的一种服务，服务优先是合作制的优势，但是农信社的发展在这一点是有欠缺的。”吴晓灵说。

　　已经满头银发的吴晓灵，说起话来依旧思路敏捷、语速极快。

　　“我看现在农信社的改革有点问题，改来改去把农信社都快改没了。”她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从人民银行副行长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关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上。深厚的学术背景，让这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的洞察力令业界敬佩。

　　质疑改制路线图

　　吴晓灵在日前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商业化改革使得合作制名存实亡，因为是商业化改革的体制，所以追逐利润和追逐服务存在一定的矛盾。

　　对于过去十年的农信社改革，吴晓灵从总体上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把体制改革的成功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化解了历史包袱，资产质量和经营财务状况明显改善;二是资金规模和涉农贷款投放显著增加;三是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法人治理组织构架初步建立。

　　不过，将农信社全面改制为商业银行的政策走向，让吴晓灵感到有违农信社的宗旨。“商业银行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性平衡的基础上，它是追逐利润的，利润越多越好。合作制其本质是追求服务的，是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追求的一种服务，服务优先是合作制的优势，但是农信社的发展在这一点是有欠缺的。”她说。

　　吴晓灵的这一观点在业内得到了一定的认同。由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汪小亚等著的《农村金融改革：重点领域和基本途径》一书中，对农信社改革评价说，监管当局提出农信社改革方向是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且制定改制时间表和机构数量规划，层层加码，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改革呈现“一刀切”倾向。

　　汪小亚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自身规律，拔苗助长的色彩十分浓厚。”

　　央行原行长戴相龙更是明确提出，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确保农村信用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基本方向。

　　目的不同结果则迥异

　　根据央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2013年9月末，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738家，农村商业银行413家，农村合作银行129家。显然，如果按照既定方针，这些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都将面临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命运。

　　合作制与股份制有何区别?吴晓灵认为，前者的目的是服务，后者的目的则是分红，这是关键的区别。合作制在投票权方面是一人一票制，股份制是按股权投票;前者按股金和服务分红，后者按股金分红。

　　正是有着这种区别，农信社改制为商业银行后，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银行经营的核心，而为农户提供服务则更多地成为一种姿态。

　　重庆农商银行上市前后农户贷款发生的微妙变化，就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家银行2010年12月在香港上市，被称为农信社改制的重要成果。分析其公布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2010年年末该行农户贷款为31.63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为2.59%，此后便一路下滑，农户贷款分别降低到2011年的20.01亿元、2012年的15.69亿元，占比也随之降至1.46%、0.9%。到2013年6月末，农户贷款的占比更是下滑到0.74%。

　　正因为此，很多人担心强制要求农信社改制为商业银行，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也会影响中央提出的“发展普惠金融”决策的贯彻落实。

　　培育真正的信用合作组织

　　农信社这种组织形式是否已经过时?吴晓灵对此给予了否认。

　　根据她对国际金融业的考察，合作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以法国为例，实行的就是一种政策扶持加合作金融的农村金融体系。早在192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农业信贷银行，这家银行由股份合作性质的公司组成。在集团上市结构中，包括有2599家地方合作社、43家地区互助银行。此外，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互助性质的农业信贷体系也十分完备，合作社依然运行良好。

　　“今后要培育真正的信用合作组织。”这是吴晓灵对未来农村金融的构想，也是对现有改制路线的一种无奈。

　　在这一构想中，包括组建在生产合作基础上的资金互助社，规范专业合作社行为，培育信用合作组织的辅导者，开拓合作金融的资金来源。

　　吴晓灵建议，国家应该给合作金融以政策支持，包括对辅导行的业务补贴及对贫困地区互助金融利息补贴。并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改变财政的使用效率。

　　吴的上述观点显然对监管部门是一次重要的警示。在全面深化改革、布局农村金融体系的今天，人们的确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农信社真的走到尽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