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改制的最后一公里

　　农信改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是在走走停停中艰难前进。

　　这可以从改制途中的声音变化判断出来。在农信社改制早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着手准备了”;在实际的改制过程中又出现了“唉……包袱太重了”;但现在则变成了“农信社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改制为农商行不应‘一刀切’，而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应充分尊重当地相关机构的意见，而不是把改制当成任务和目标”。

　　面对这种变化，有观点称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农信社在具体改制过程中的不同心情和现实遭遇。尽管业内对农信社改制是否只有商业化一条路仍存在较大分歧，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国内农信改制格局和程度的日渐深入，各地区农信机构改制的路径逐渐清晰了起来，而且对将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农信社改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公里。

　　从有条件的改起

　　其实，因地制宜的改制原则对农信机构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2003年国务院下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对产权形式选择的规定中就体现出其总体原则，内容包括“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

　　从大多数省份改制的实际来看，基本上是从那些有条件或资源较好的机构开始的。据东部某省联社一位管理人员向《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透露，他们是从历史包袱较轻、与改制条件较相符的机构着手的。“因为以前改掉的大多集中在城区，现在留下的大部分农信社在县域内，这些机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历史包袱较为沉重。”

　　对于农信社改制可能带来的挑战，山西省农信系统相关负责人则描绘出了一个更加地方化的实践模式。据该负责人介绍，因为当地的民间资本十分发达，所以改制是从处置高风险农信社开始的。“因为我们改制的成本不一样，基础好一点的机构成本相对较低;而对那些历史包袱重的农信社，改制的成本会很高。针对这种差异化情形，为有效处置高风险，相关机构主要通过引进民间资本来逐步完成改制工作。”

　　此后随着国内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加强，山西省内的煤焦生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提出了“谁家具备条件，谁家先改”的思路，于是形成了包括“并购”(如由一家农商行对县联社实行的并购)、“三家农商行入股县联社”、“好的带坏的”(包袱轻的和包袱重的农信社一起改，且前者持股后者，同时引进民间资本)等众多地方特色模式。

　　解除途中拦路虎

　　尽管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步伐还在持续，但那些还没完成改制的农信社命运如何，越来越受到业内的关注。

　　来自一家中部地区市联社内部人士称，对本区域内目前还没有完成改制的农信社而言，本来经营的压力就比较大，如果再不加区别地对待，不但使农信社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更大了。还有省联社高管发出这样的感叹，“已经改的就算了，没改的也不改了。”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有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所以缺乏积极性，是因为在改制后，这些机构原来能够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不存在了，而且还面临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如一些农信社可能出现改制前的效益明显好于改制后。这样一来会形成循环效应，更增加了联社改制的消极心态。

　　然而，这些问题在上述山西相关负责人看来并不是最关键的。对这些农信社来讲，如果不改制的话，它的发展就很局限。因此结合银监会的相关政策及本地差异化的实际特色有区别的对待，是应坚持的基本思路。对位置处于“中游”的、且自己有能力完成改制的农信社，只要指标符合条件就可以了;而对条件比较好的农信社，在综合平衡其可接受性基础上，考虑以带比较差的农信社为前提完成改制工作。

　　四川银监局调研员文维虎也认为，可以在坚持改制的前提下，把县域的农信社按照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往前推。因为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才有可能降低机构的总体服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