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上周末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 “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有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在未来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学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此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还特别指出：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是在对宏观调控概念的表述上。按照《决定》的新表述，我国宏观调控未来将走向稳定与科学的轨道。
宏观调控强调科学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在8%左右，并再次回到两位数以上增长，但其间数次调整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对资本市场和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影响，经济学家们的态度莫衷一是。
按照《决定》的新表述，我国宏观调控未来将走向稳定与科学的轨道。
究竟什么是宏观调控？卢锋表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不仅管宏观也管微观，事无巨细都在政府手里面，所以就没有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管理这一说。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提出了宏观调控、宏观管理的问题。”卢锋说，在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改革命题，同时也提出了要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在1992年“十四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提到要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卢锋说。
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多年宏调方针的演变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高度重视，每次都会讲。第二是与时俱进，有一些细节表述的调整。第三就是在不同阶段保留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要素。
卢锋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几个特点，回到科学健全的说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强调机制化，强调参与国际经济的协调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要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通过使用经济手段，注重在法律框架内选择调控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卢锋还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解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给真正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
面临三道难题
按照《决定》的说法：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讲宏观调控，十多年了，我们一直要完善宏观调控，似乎这个题目还是一个挺困难的题目。从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年来看，困难至少有三个方面。”卢锋风趣地说道。
这其中究竟有何分歧呢？宏观调控对象本身，在卢锋看来，存在着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部门性的问题可能都会用宏观调控对象这样一个概念来处理。比如说粮食和生猪生产，钢铁和水泥产能过剩，特定行业技术标准、某些污染指标加剧。
“个人觉得这些问题政府可能都有必要适当干预，但是算不算宏观调控的对象值得探讨。”卢锋说。
他还指出，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规的宏观管理的工具主要是总量工具，间接调节的工具，包括利率、财政。但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工具五花八门。
“目标和对象决定中国宏观调控部门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宽泛得多，不仅有央行、财政部、发改委，还有农业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也说自己是宏观调控的主力。”卢锋说，到底哪个部门是宏观调控部门，这大概也是未来怎样科学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问题。
《决定》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卢锋表示，如果宏观调控的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很多部门、很多官员都可以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来对市场的行为加以干预或者限制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怎么能落实到位？
“四加四减”解决难题
怎么解决宏观调控的问题？卢锋给出的办法是 “四加四减”。四项减法的首先一点便是在认知和概念上做减法，更为科学和严谨地界定宏观和宏观调控范围，减掉原本不属于宏观和宏观调控内涵的因素和对象。
其后，一些部门职能定位需“去宏观调控化”，改变宏观调控“九龙治水”格局。“让环保宏观调控、土地宏观调控、农业宏观调控这类流行概念逐步淡出。”卢锋说。
“三是减少用行政手段搞宏观调控。”卢锋说。四是在“产业政策宏调化”方面做减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与市场经济运行经验积累，即便早先有必要的产业政策，或许也需削减瘦身。
他认为，对仍有必要实行的产业政策，实施过程应与宏观调控干预适当区隔。产业政策应界限清晰与相对稳定，宏观调控则因时而异与相机抉择，二者属性有别。“如果以宏观调控名义实施产业政策，难免派生更多任意性干预与微观化宏观调控。”
而宏观调控改革成败关键在于做好加法。这主要体现在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汇率价格杠杆调节功能上做加法。“制度性限制使汇率机制基本完成向市场化方向转轨。”
二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更好发挥利率价格杠杆调节作用上做加法。更好发挥利率价格调节功能创造体制条件。三是应调整现行央行体制，在提升其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做加法。适当扩大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利大于弊。
卢锋认为，这方面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等局部利益的过多影响，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增强其可问责性。
最后一项加法在财税领域。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体现为提升财政预算制度透明度，减少政府财政直接投资比重，推进结构性税制调整。
加快建成大国公共财政体制，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同时也有望提升财政总量 “自动嵌入”与“相机抉择”两重宏调功能。
著名经济学家汪同三近期也撰文指出，宏观调控能否发挥稳定经济运行、防止大的波动、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积极效果，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
他认为，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也就是无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还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必要的政策措施调整，都必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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