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北京市国有商业银行在贷款规模和成熟对接产品有限的情况下,以社会效益为先,打造并创新“民生金融”工具,在平安造林、河道整治、南水北调、煤改气等非商业银行首选领域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但同时也遭遇“金融生态不完善”“政策掣肘”“风险与回报倒挂”三大瓶颈。专家提出三大建议力保首都惠民工程顺利实施。
“民生金融”创新力保四大首都惠民工程
据记者了解,总面积高达100万亩的“平安造林工程”正在北京各区县展开,该工程每亩地造价约6万元,据此计算,总资金缺口高达300亿元人民币。针对该工程面临“贷款主体无资格”“短期偿还无保障”等难题,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通过“引入第三方园林企事业单位解决贷款主体”“变单一抵押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均可的综合担保方式降低贷款约期风险”等创新举措,共介入资金数十亿元,为该工程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在“北京7·21暴雨”后的首次大规模河道整治工程中,“运作模式无盈利”等问题成为水利设施建设融资瓶颈。对此,农行北分率先研发“首都城乡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创新型金融产品,引入“BOT(建设-运营-移交)”商业化模式解决融资难题,共为该项目审批金额近15亿元,以市场化的过程控制达到风险可控基础上的银政双赢。
为缓解北京水资源严重短缺,总投资约284亿元的“南水北调”北京段正在紧张建设中。记者了解到,按现行投资政策,北京市政府须安排资金222亿元,但按目前财务状况,投资难以筹措,政府资金压力极大。对此,农行北分成立“水利项目营销小组”,向北京南水北调工程投资中心授予意向性信贷额度80亿元。同时,通过参与总额约40亿元的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及再生水厂贷款项目,以及“水费收费权质押”等方式,介入融资方案的营销环节,在确保资金到位同时降低贷款风险。
燃煤污染是首都PM2.5的主导因素之一。为解决京能集团承担北京“煤改气”工程时间紧、用款急的问题,农行北分采用“过渡性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的创新方式,将审批条件后移,调整合法性手续要件标准,在把控实质风险的前提下满足用款及时性,使该项目碳排放量预计每年实际减排160万吨以上。
据农行北分最新统计,截至2013年7月,农行北分当年已累计发放民生工程类贷款240亿元,在北京市所有商业银行中位列前茅。北京市银监局认为,北京国有商业银行的“民生金融”将金融工具创新和支持北京城市建设紧密结合,体现了“事实风险可控”“运作模式清晰”“不悖监管政策”的三大原则,值得借鉴。
三瓶颈阻“民生金融”顺利实施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农行北分在创新“民生金融”工具力保首都惠民工程建设的同时,也遭遇到三大瓶颈:一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待完善。农行北分行副行长张君儒认为,2012年“中担事件”的发生,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多家金融机构牵涉其中,但目前该事件尚有个别客户未能彻底解决,各家银行对此尚心有余悸。
“与此同时,目前部分老市属国有企业由于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导致商业银行难以逾越政策红线,出现介入难、授信审批不符合监管要求等难题,无法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张君儒说。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伟认为,现阶段民生项目的运作主体仍是平台类公司,而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控制,对其融资进行严格限制,但是在清理政府融资平台的同时,也要区分好民生平台和其他平台的关系,这是监管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二是政策掣肘阻碍业务发展。据张君儒介绍,在城镇化、水利基础设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等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普遍遇到政策瓶颈,阻碍了业务发展。
“一方面,部分列入市政重点工程的城镇化、水利基础设施等项目,为尽快解决社会及民生问题,往往采取手续和工程同步推进的做法。”张君儒说,这导致在其融资过程中,信贷业务审批前无法提供合法性手续,使商业银行“难为无米之炊”。
另一方面,项目的运作方式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合法性难以把控,导致商业银行在信贷支持上进退两难。张君儒举例说:“如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针对集体土地改造,在方式方法上提出了‘先行先试’的要求,但创新中的集体土地升级利用、运作模式等,是否完全符合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规规定,有待商榷。”
三是项目风险与经济回报不对等。清华大学产业与资本中心主任王勇认为,民生项目的经济回报率比较低,资金回流慢,尽管稳定,但具有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项目周期比较长,而地方政府换届时,经常是一任政府一个政策,政策连续性不能保证。尤其是目前,中央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地方的负债,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严加监管的情况下,就使得原来就担保措施不足、手续不健全的这些民生项目的风险性变得更突出了。
“三管齐下”力保“民生金融”发挥实效
针对上述三大掣肘,相关专家提出三大建议力保“民生金融”在推动首都惠民工程建设中发挥实效:一是相关部门打造宽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
农行营销总监、北京分行行长易映森建议,首先应由政府出面,帮助商业银行进行协调、疏解,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诸如向监管部门争取优惠政策、为实体经济解决实际难题等。
其次是利用现有资源,盘活因拆迁、绿化补偿而沉淀在乡村的零散资金,解决市政项目的资金需求。同时,调剂存量资源,全盘考虑项目需要,在市区间、区县间进行资源调配,满足信贷过程中的担保、抵押等要求。
再次是整合、利用好融资平台,项目主体事前能多与银行进行协商、沟通,将其公司治理、运营模式等设计到位,确保其合理性,以求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用。
二是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合力营造政策环境,为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合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的保障,增强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清华大学王勇指出,新一届政府目前正在推行政府购买基础设施服务的政策。北京相关部门应针对北京区位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制定适用的办法和细则,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克服一些项目缺乏投资主体的困境,取得监管部门的支持,然后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伟建议,充分利用智库资源,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前瞻性研究,为商业银行制定自身信贷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在遭遇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前未雨绸缪、有效应对新形势、新要求。
三是政府与商业银行在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搭建合作平台、扩宽合作领域和深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伟指出,相关部门应在信息交流、政策解读、行业导向等方面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建议,最终实现银政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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